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区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长效之道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愿望强烈,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城市融入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除了来自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阻碍之外,这一群体的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自身阻碍为视角,阐述这一群体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社区教育在破除自身阻碍方面的优势,提出通过社区教育来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城市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缓解心理问题,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阐述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从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及文化认同等层面给出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行对策。     

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点之一。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努力促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的背景下,本文系统考察了就业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首先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纵向和截面两个维度出发,使用更换就业城市的频率、更换工作单位的频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等指标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全面界定,并通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完成了相关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更换就业城市频率的降低、现职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劳动合同的签订均从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而更换就业单位的频率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产生了显著影响。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分析

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或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不仅会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结合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调研,本文从就业和收入、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认知等方面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障碍探究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跨入城市的天门,脱离农业生产的他们迫切地想融入城市生活.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实践中遭遇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素质的等多方面的障碍.为使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地融入城市生活,有效调动其建设美好城市家园的积极性,政府、企业、社区、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力合作,为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探析

随着代际交替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着户籍、住房、心理、权益保护、知识技能等障碍,这需要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面建立支持系统,以突破融入城市的障碍,确保其在城市"呆下去",从而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文章基于2013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将城市融入分为城市接纳和个人心理认同两个维度,通过与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比较,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分样本中,在打工地拥有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对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养老保险与定居期望交互发现,养老保险强化了城市定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心理认同融入的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双重边缘化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他们的走向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的内涵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备融入城市的条件,剖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建议,其目的是加快其走出双重边缘化困境融入城市的步伐,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快速发展.     

和谐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心理的构建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正日益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制度以及个人自身等方面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面临着严重困境。因而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采取多方面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消除"心理壁垒",提高心理调适能力,构建和谐心理,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析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文化融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和最终归属点.因此,应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文化工作机制,并通过农民工自身的主动诉求和努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文化待遇,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文化生活.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质量分析:问题聚焦和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本文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从"制度—非制度"、"集体—个体"两大维度,梳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构建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明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质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身份认同不高三个方面。据此,当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逐步完善无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其融入条件,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以强化融入能力、提升融入动力,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增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高质量"的融入。     

破解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困境的思考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一般是指1980年后出生的女性劳动者,她们已成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队伍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她们身在异乡为异客,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却以"半边天"柔弱的肩膀,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心理、生理及社会压力,夜以继日,艰辛付出,为这个国家和所在城市奉献汗水,全社会尤需关注新生代女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的生存现状,全社会都应该帮助她们摆脱现实困境,追逐融城梦想,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究北大核心CSSCI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不仅关乎着自身及其家庭福祉的提升,对社会稳定与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融入城市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愈来愈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但政策供给的质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际需要还有距离,尤其是在公共政策价值、公共政策支撑性、公共政策评估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