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故事”

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成为东道国政府与公众广泛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尤其是外汇储备投资回报低下。中国企业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逐步从获取战略资产到提高生产效率再到占领当地市场。文章建议,一是考虑尽快取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二是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宜审慎并有选择性;三是应更多地鼓励能够帮助国内产业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四是政府功能要从管制转向提供服务与保护。     

中国对外投资的特征与风险

当前中国以债权投资为主的对外投资特征,使中国的对外资产面临越来越大的潜在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跌入美元陷阱,收益率极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迅猛。尽管中国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在逐渐放权、减少管制、缩减审批等方面有了较大改进,但仍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制约中国对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部分地出于对中国投资的疑虑,调整了有关政策,加紧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带来了一定困扰。中国需要加强和国际的合作,加强对企业海外利益的保护,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更好地保护中国对外投资的长远利益。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欧洲和美国的案例

中国在2008年以后逐步增加了对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但目前对美、欧的投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两地区涉及的行业增加,反映了中国国内正在进行并不断强化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所有权分布很分散,并不全归政府所有。对于中国的投资,美欧政策制定者最初的反应是迟疑和犹豫,目前是更加积极地促进来自中国的资本流入,但仍然担心可能会产生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风险方面的问题。要保持目前的投资开放态势,需要欧洲、美国、中国三方的共同努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微观层面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主动性较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前中国亟需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90年代台湾在东盟国家投资趋势探讨

<正> 80年代以来,台湾对外投资步伐加快,特别是1987年7月台湾当局放宽外汇管制以来,台湾对外投资更是迅猛增长,投资地区主要是东盟国家(本文仅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美国和中国大陆。近年来,东盟国家先后大幅调整外资政策,争相吸引台资,给大陆吸引台资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拟就台湾在东盟国家投资现状、特点作一分析,着重探讨90年代台湾在东盟国家投资的趋势。     

不同类型对外投资的经济及金融风险分析

文章针对不同类型对外投资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推论,对外直接投资及非FDI投资的流出会引致国内金融不稳定程度的显著上升;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国内实体经济的不稳定,且随着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其边际影响会随之上升,但增加外汇储备在广义货币中的占比会降低国内实体经济的风险;若对外非FDI的投资收益出现大幅亏损,实体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波动。理论模型的推论进一步提示,无论源自投资母国还是对象国的数量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都非但不能消除或减轻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程度,而且会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理性决策海外投资

金融危机迫使全球资金流全面收缩，但中国却加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52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7％，应当说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从“产品生产者”向“资本输出者”转变。近年来跨国并购逐渐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尤其是这两年我国企业的并购案例不断增加，但海外并购的步伐却并不顺利。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随着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从引进外资阶段逐渐步入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行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关注到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2003年-2018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从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分析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马来西亚放宽外人投资金融市场

马来西亚放宽外人投资金融市场本刊讯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宣布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２日起取消限制外人持有短期有价证券的规定。放宽范围涵盖银行承兑票据、政府债券、抵押担保债券及私人债券等短期有价证券。一般认为，促使马国中央银行放松对外人金融管制的主要原因有两条，...     

基于博弈论方法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在“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新格局下，中国已进入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新阶段。中国要在3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就必须在积极应对“家门口”的竞争的同时，主动出击国际市场。然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贸易市场中，企业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在对外投资的路途中走得小心翼翼。这时，政府的相关政策在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就显得相当重要。本文主要利用博弈论的方法讨论政府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影响关系。     

预期中国：下半年经济增长将达9％

凭借政府牵头的强劲的投资带动，中国内地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由首季的6．1％回升至第二季的7．9％，今年上半年，内地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上升7．1％。     

如何选择中国内地及香港股票基金

如今，基金界的焦点已经由内地股票基金延伸到投资海外市场的QDⅡ型基金现时QDⅡ获批的额度超过420亿美元QDⅡ基金刚推出时。内地规定只可投资债券或货币市场产品．但近期推出的QDⅡ基金已放宽至投资海外股票市场     

八,九十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分析

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此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重点发生变化，开始实行“脱欧返亚”战略，尤其对中国投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十分引人注目。在步入新世纪时，回顾八、九十年代日本对华投资的不同特点，展望２１世纪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制定有关引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街2号

《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 日前，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正式公布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数据。《公报》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个部分。     

泰将放宽金融管制政策

泰将放宽金融管制政策本刊讯为向边境贸易及出国投资者提供方便，泰国中央银行决定推行第三轮放宽金融管制的政策，泰国中央银行副行长透露，第三次放宽金融管制的主要内容是：１．边境贸易所使用的泰铢款项上限，将由每次２５万增至５０万铢。汇出资金到国外进行投资的申...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化挑战为机遇——2012跨国公司中国论坛精彩观点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对外投资的重要新生力量。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自然垄断行业放松管制趋势的出现及原因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电信、电力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总体上出现了放松管制的浪潮，英美等国家的政府减少或取消自然垄断行业在进入、价格、投资等方面的经济管制，以破除垄断，促进竞争。这一趋势的出现，一是技术进步使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变化，传统管制方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二是政府管制特别是投资回报率管制导致了资源配置扭曲，Stigler等人提出了管制俘虏理论，对政府管制的有效性提出了置疑；三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再次兴起和激励性管制理论的发展为政府管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导向。     

港人关注内地投资气候——访香港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营业部总经理 谢伟铨

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在新鲜出炉的“华商天下1000大”中排名高居50强的香港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在内地发起主办了一场以“内地及香港投资气候”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的资本市场、香港的投资气候及香港的房地产投资方法等投资领域的热点话题展开，两地多名业界资深人士应邀出席并发表精彩观点，内地诸多杰出企业家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莅临现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展望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引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本文对现有的有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路径和政府的影响。本文还探寻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了理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