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不断深入导致全球价值链整体或部分环节数字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差异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复杂价值链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在行业层面,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增加其服务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而进出口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贸易双方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对增加值贸易产生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以其自身优势在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贸易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以2010—2019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拓展引力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RCEP成员国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9年，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0.5以上，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0.5以下。在影响出口贸易额的众多因素中，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其出口贸易影响程度最大；从分级指标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数字创新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流量，而数字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不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额增加。     

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分析了中国与欧盟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对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欧制成品贸易主要是建立在中欧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欧人均收入差距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而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因素对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同时,研发投入对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科技教育发展增加投入,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中欧研发水平的差距,但是对中国出口贸易转型的作用仍然比较有限。     

欧盟反倾销调查与中国对欧出口贸易间关系 研究：基于ARDL-ECM 模型的分析

欧盟对华反倾销问题是当前中欧经贸关系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ARDL模型和边界检验技术,实证分析欧盟对华反倾销与中国对欧出口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对欧出口与欧盟GDP、出口商品价格、反倾销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分析,长期内欧盟对华反倾销并未抑制我国对欧出口贸易,相反,反倾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欧出口规模;欧盟成员国收入水平对出口贸易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出口价格变动对出口抑制效应不明显。     

中欧贸易对双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考虑到中欧贸易的特点,分别利用中国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和欧盟一般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2002年和2007年中欧贸易对中国和欧盟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利用结构分解技术(SDA)分析了其随时间的变化的原因。分析发现中欧贸易对中国增加值和就业的总体拉动作用要远大于对欧盟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其对增加值的拉动效率却小于欧盟,另外双边贸易对中国增加值的拉动效率随时间而提高,但对中国就业和欧盟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率则在不断降低。文章同时对中欧贸易顺差进行了重新审视,发现利用出口增加值方法,中欧贸易顺差减少了9%-10%。     

近年中欧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中欧之间的贸易飞速发展,同时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失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欧盟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增强。中欧贸易摩擦的加剧不仅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破坏了公平的贸易环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阻碍因素。本文从近年中欧贸易升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入手,通过中欧贸易额和欧盟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例分析中欧贸易摩擦的新特点,中欧贸易额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影响。中欧贸易应该顺利发展,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双方的经济来往和发展,达到双赢的战略目标。     

外资进入与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基于中国微观企业异质性视角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在对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测算的基础上,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产生的作用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存在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提升,而外资进入速度和规律性则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发达国家外资是提升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主要推动力,港澳台地区外资的作用并不显著;行业技术水平显著调节外资存在对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但调节作用因外资来源不同而存在差异。我国应继续发挥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实施有选择的引资政策,创造公平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生产率、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这是提升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推进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要途径。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贸易效率的影响研究

新冠疫情以来，传统贸易持续低迷，数字经济却逆势而上，成为中国外贸的有力支撑。选取2009—2020年78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相关数据来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效率的影响。首先，借鉴国际电信联盟的ICT发展指数，从数字经济应用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及应用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综合测度指标，以衡量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虽然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优于亚洲和非洲，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其次，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定量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贸易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提高中国对外贸易效率，尤其是进口贸易的效率。因此，中国应继续深化数字经济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积极建设“数字强贸”工程，推动贸易数字化，不断促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及对策

欧盟自2009年爆发了欧债危机,导致欧盟经济低迷。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的爆发,也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数字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增加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路径；当技术创新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不能提升我国及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当技术创新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及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快速提升；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因此，各地区应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要通过数字化提升各地区技术效率。     

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山东省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为例

本文利用2005—2020年山东省出口和经济发展数据,通过出口扩展型生产函数模型对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贸易推动经济发展,但其正向作用并不显著,定量定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结论一致;从出口贸易方式来看,2007年开始经过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调整期后,2014—2020年山东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较大;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企业除了国内市场外,发展出口贸易也是正确的,在贸易方式的选择上应优先发展一般贸易出口。     

欧亚经济联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一带一路”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逐年快速增长。数字贸易的发展为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贸易合作注入了新动力，有力推动了双方贸易高质量发展。从信息网络基础建设、数字技术水平、数字产业水平、贸易潜力4个维度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相对熵的TOPSIS法对2010—2020年欧亚经济联盟数字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欧亚经济联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欧亚经济联盟数字贸易水平发展速度较快，但总体水平偏低，各成员国间存在一定差距，同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网络信息基础建设、完善数字贸易法律政策及治理能力、联合培养数字贸易专业人才、深化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数字贸易合作与往来等对策建议。     

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2008—2020年G20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首先分析了数字服务出口及其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数字服务出口贸易蓬勃发展,但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际竞争力极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部门具有比较优势,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追赶趋势明显。进一步,基于波特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对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服务业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互联网发展和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对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具有提升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则具有抑制效应;分经济发展水平看,互联网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具有不显著的微弱抑制作用;分数字服务部门来看,5个维度影响因素对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部门异质性。     

欧债危机视角下中欧贸易流量不平衡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计量分析

文章探讨了欧债危机视角下影响中欧贸易流量不平衡的因素,构建了中欧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引力模型,并利用面板数据对中欧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欧盟人均GDP的增加对双边贸易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我国人均GDP提高对进口影响显著,对出口影响并不显著;是否加入WTO对双边贸易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不显著。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均产生负向冲击,对进口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欧债危机下促进中欧贸易流量平衡的政策建议。     

欧元危机下中欧贸易关系研究

中国与欧盟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欧盟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欧元危机影响下努力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稳固发展,全面发展同欧盟及其成员国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欧元危机下中欧贸易现状,基于中国视角提出加大合作力度;正确看待贸易摩擦;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挖掘合作潜力;加大对欧投资力度,加快中企“走出去”步伐等对策建议以促进中欧贸易健康、快速发展。     

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自爆发以来，持续对欧盟各国乃至世界造成冲击，致使全球经济再度陷入低潮。欧盟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当前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何种途径传导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是文章的研究的重点。文章运用计量统计的实证分析法研究分析危机对经济的传导路径。     

欧盟驻华代表团副团长、公使衔参赞弗兰斯·叶森先生:逆差不会影响欧中贸易发展

今年5月中欧建交30周年。而目前,中欧之间的经贸发展令人瞩目。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04年5月欧盟东扩后双边贸易提前两年超过1500亿美元,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而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同时,欧盟与中国间高层领导互访不断,去年12月底温家宝总理出席了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温总理访欧期间,中国与欧盟共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合同。2月24日欧盟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先生对中国进行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访华活动。在欧盟与中国关系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本刊记者日前对话欧盟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副团长、公使衔参赞弗兰斯·叶森先生,聆听他就中欧贸易发展状况、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双边贸易摩擦和纺织品贸易等问题的看法。     

中欧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缺陷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文章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欧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发现中欧服务贸易行业优势及其变动呈现不同特点:欧盟新兴服务贸易竞争力稳步递增,中国部分新兴服务贸易竞争力持续递增,但速度不足,中欧新兴服务贸易差距显著;中国建筑服务竞争优势明显,旅游服务竞争优势迅速丧失,中欧传统服务贸易虽差距较小,但差距在增大。随后分析差距产生原因,提出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路径,旨在明确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为中国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指明方向。     

光伏争端和解提供解决贸易纠纷范例

此次中欧之间围绕着中国输欧光伏产品所发生的贸易争端之所以能最终走向和解,关键在于中欧双方都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在保护自己一方利益的同时,为对方的合理利益表现出了尊重的态度。中欧贸易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摩擦案件终于迎来双赢结果。7月27日,中欧双方宣布已就光伏案达成价格承诺协议。这场发生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起源于去年底由欧盟发起的对中国输欧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当时欧盟就扬言,如果调查结果确认中国输欧     

基于“欧盟东扩”的中国与新入盟十国比较优势分析

新入盟的中欧十国与中国的经济在许多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必然会给中国的对欧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仅就中国与新入欧盟的中欧十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分析我国的出口形势和下一步的贸易政策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