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职能:问题、成因及转变

本文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发现地方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根源来自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在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的体制设计下,地方政府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而地方官员由中央或上级任免,承受上级政府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考核压力,这导致地方政府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路径及体制保障。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形成机理分析——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

本文基于财政激励的视角,对中国式分权体制特征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初步探讨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负债所形成的财政激励作用。文章认为,中国式分权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政治体制、负债政策与政治周期。从这三个方面讲,均无法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减少负债行为,主动降低财政风险。而中国式分权体制也无法对债权人形成有效的激励,使其无法有效地抵制政府的借债行为。     

行政性分权与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大顽症 ,是因为我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基础。地方保护主义首先与行政性分权相关 ,行政性分权一方面增加了地方政府实施“保护”的冲动 ,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实施“保护”所需要的权力。但行政性分权并不必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是行政性分权与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政府体制和计划经济的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一定要走向分权吗——以福建省为例

省以下财政分权被认为能够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福建省自2002年进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改革,这为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先期经验。通过分析改革后福建省各级财政发展的基本状况,得出省以下财政分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难以解决我国的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差异问题。省以下财政体制在当前条件下走向财政分权并不成熟,未来改革方向应以适当提高省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为主,以分收入代替分权模式。     

分权体制、土地财政与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

我国分权体制及其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偏好是导致我国房价与地价齐涨的深层原因,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房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现象,在对策上应更多的从体制层面着手,尤其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财权配置的调整优化。本文基于我国体制层面因素,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过热成因进行了探讨。     

“省直管县”背景下四川省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一、"省直管县"改革的目的和内容"省直管县"改革是指将地方财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体制,对县的财政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财政层级,使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统一。政府层级越多,政府间财政关系越复杂,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就越困难。"省直管县"本质上是一个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确定问题,也是一个地方财政体制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财政分权、区域工业化与资本深化

本文利用1985—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财政分权体制为视角,对区域工业化以及资本深化的发生机制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引发的激励约束下,地方政府对本地工业化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国有工业部门的扩张以及金融信贷的扩大,两者的共同作用加剧了我国区域层面的工业资本深化,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工业的资本深化更多的是一种"体制现象",相关的对策也应更多地从体制层面着手。     

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环境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内嵌于中国式分权体系,是对经典环境联邦主义理论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为了回答环境保护事务的集权与分权之争,文章着眼于碳减排事务,在考虑分权指标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构建静态、动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碳排放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当前的环境分权体制不利于碳排放治理,为环境"垂直管理"体制提供了证据.文章进一步从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的激励不足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独立性缺失三个方面,阐释了环境分权体制下碳减排困境的内在逻辑.为了构建碳排放长效治理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应更多地体现集权的意志,优化"条块交叉"的属地管理体制,并形成"条条为主"的垂直管理与激励相容制度.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侧重于从环境联邦主义的角度讨论环境公共物品应该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提供?以及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围绕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而展开的竞争究竟是"趋好的竞争"抑或"趋劣的竞争"?而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公共物品提供等实证研究方面。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立足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制度背景,结合我国环境污染的特点,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理论,考察了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带来的环境问题。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加剧了污染物排放、加重了环境负担;第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而引发的FDI竞争行为,加深了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第三,财政分权度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公共财政视角下财政分权制度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从原先的统收统支到当前的分税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的推出,加快了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但在具体财政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债的冲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提出,给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这要求我国对财政分权体制做进一步的改革。当前尤其应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建立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并进行政府行政层级等配套改革。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更快增长而激烈竞争。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城乡间、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切实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试论分税制改革下的地方财政

分税制改革的实行,是我国的财政从“行政眭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逐步形成了我国的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框架。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财政权力高度集中,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在地方的行政代理机构,自己没有相对独立的利益,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两次分权化运动,直接导致了70年代末期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削弱以及潜在的地方"离心力量"的出现;改革开放以后,财政体制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分权化改革,每一次改革在调动和激发地方积极性的同时,诱发和强化了地方势力的崛起,以至于在不同时期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进行利益上的博弈.本文在全面回顾和总结我国财政体制分权化改革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关系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过程,其目的是探讨如何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维系我国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分权、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式的地方经济分权为地方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经济分权破解"中国奇迹"之谜的主要原因。现阶段要利用经济分权来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方式转变,关键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实施科学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科学地贯彻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交易成本、政府级次与财政体制改革

由于受交易成本的制约,管辖范围小、涉及人数少的"小政府"作为降低公共产品供给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首先得以形成.而后,为降低受益范围超出小政府辖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交易成本,更高层次的政府得以出现.政府级次化降低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横向交易成本却增加了纵向交易成本,当横向交易成本的减少额与纵向交易成本的增加额在边际上相等时,政府级次达到均衡.由此看来,基层政府具有"逻辑先在性",采用"自上而下"分权的思路来构建财政体制是值得商榷的.财政体制的构建从逻辑上讲应该是"自下而上"授权而不是"自上而下"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