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多而快地吸引外资,我国对外资实行了多种优惠政策,即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所给予的优惠措施最集中的体现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上,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国长期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全局性不利影响也逐步显现。     

我国涉外税收的超国民待遇现状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多而快地吸引外资,我国对外资实行了多种优惠政策,即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我国对外商来华投资所给予的优惠措施最集中的体现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上,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其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国长期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全局性不利影响也逐步显现。     

外资与湖北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其外资利用不足，这正是导致其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对湖北的经济增长与外资投入进行计量分析，外资投入对湖北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从而提出积极吸引外资的相应策略。     

新形势下吉林省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

当前,吉林省吸引外资面临了一些新形势,这些新形势对吉林省下一阶段利用外资产生了影响。为了发挥外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吉林省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从"双缺口"到"双溢出"——我国引进外资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缺乏建设资金,我国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加快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近些年来,在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外资流入与国内储蓄"双溢出"现象日益突出,这似乎与传统的利用外资"双缺口"理论相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文分析论述了我国引进外资从"双缺口"到"双溢出"的变化过程及原因,并论述了在"双溢出"情况下应该如何引进外资.     

湖北省利用外资状况及对策分析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外资对经济发展有直接的贡献。近年来,湖北省利用其工业和资源优势,在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投资环境都有一定的改善,其外资利用效率逐渐成为中部各地区之首,其投资方式趋于多样化,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但是在经济基础,外汇管理,招商引资等方面还存在着制约外资利用的突出问题。因此,针对湖北省利用外资的现状,提出提高湖北省外资利用水平和质量的对策,让高效利用外资充分发挥其对湖北省实现"十二五"经济发展规划,进入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改善的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的促进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国外资优惠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开始适用,我国吸引外资的重心和政策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所有制度的革新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不断反省和认识的过程。正处于变化中的外资优惠制度也不例外。本文从我国的外资待遇现状入手,分析现有外资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惠制度和先进经验,对现有外资优惠制度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北京市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92～2006年

在对北京市利用外资结构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1992—2006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北京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相关性还是从因果关系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外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提升北京市经济发展的速度,北京市要继续大力吸引外资,不断拓宽利用外资的来源地区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现代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步伐;加强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合作,积极实行“总部招商”的策略;关注独资化倾向,加强对独资型外资企业的监管。     

试论“两税合一”后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机制建设

涉外税收制度建立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在我国享受低于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为中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取消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是“两税合一”后，为了继续吸引外资，持续稳定地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应继续重视和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机制的建设，构建“两税合并”后新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公正公平执法，强化征管平台硬件和软件建设。     

从政府政策导向型转为市场需求导向型—入世后我国外资资源配置形式的变化

入世将使中国外资越来越多地受国际直接投资形式的影响，中国外资政策的自主性将受到限制。随着入世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外资作为一国重要的经济资源，其流入和配置主导方式也将改变，从以往的政府政策导向型转变为市场需求导向型。吸引外资的权力结构逐步改变，企业成为吸引外资的主体和决策者。这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使中国吸引外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深化对外开放与西部跨越式发展——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尚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较少的FDI存量拉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同质性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远未形成。西部在市场潜力、区位和区域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影响了外资流入;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则对FDI流入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内部,在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福建省利用外资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福建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也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集中地之一。利用外资既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又能够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进而促进福建省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开拓了国际市场。合理利用外资,对福建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流动对增强东道国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来华留学生数与留学回国人数以及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动的代理指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测算技术进步,就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FDI和人力资本流动相结合与技术进步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正效应并不显著。因此,我国应当提高人力资本流动质量,提升其总体水平,为FDI技术溢出创造优越的人才环境。     

服务贸易配置要素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实证分析

服务贸易发展反映了要素配置及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通过对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FDI、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服务贸易影响的计量分析,发现各要素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贡献率不同,从大到小依次为技术进步、FDI、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加快服务业技术进步,积极引进服务业FDI,加强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积极培育服务业人力资本和促进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升级等。     

全球化背景下FDI发展趋势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考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活跃的因素，其发展变化趋势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外资在华发展变化趋势，首要的是要掌握FDI的游戏规则，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其次，建立健全国内产业保障体系，创造一个以“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公开、公正的投资环境，转换引资方式，弱化利用外资弥补资金缺口的观念，实现产业接纳方式的多样化和合理化。     

制度环境、FDI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ESCP框架的分析

由于经典FDI理论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经济对外资严重依赖的特征,因而针对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构建环境-战略-行为-绩效(ESCP)分析框架,考察制度约束下FDI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约束导致流入中国的FDI具有"规模过大、质量偏低、项目类型太小、行业分散"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征。制度约束下FDI普遍缺乏关联效应,正面溢出效应受到抑制,收入漏出与结构锁定效应凸显,不利于产业增长与产业内部的高级化进程。新时期引资政策必须以改善制度环境为依托,吸引高质量外资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FDI与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研究述评

外国直接投资联动形成的经济成分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成长已成为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对接的世界性事件。梳理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的新进展,剖析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与挑战。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基于地区层面的研究

运用面板数据对外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外资在中部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大。最后依据实证结果，从三个地区的实际出发，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部沿海地区利用FDI能力比较研究

由于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制造成本”以及入世后服务业领域的相继开放政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国,但各地区在利用外资能力上表现很不平衡。如何评价各地区利用外资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认为一个地区利用外资能力由其获取外资能力和运用外资能力两个层面决定。基于此,我们提出一套评估地区利用外资能力的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对东部沿海地区8个省市利用FDI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政策含义在于提升利用外资能力应当从获取外资能力和运用外资能力两个方面进行。     

外商直接投资对皖江城市带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皖江城市带面板数据研究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迄今为止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唯一一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示范区,外资的大量进入是必然趋势。文章利用2006-2009年皖江城市带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和FGLS方法,对皖江城市带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皖江城市带FDI确实带来了产出的增长,但是对技术溢出的效应不显著。本土的自主研发投入无论是对产出效应还是对技术溢出效应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创新能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制约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但是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促进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皖江城市带FDI并没有通过本土的研发资本投入实现技术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