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欺诈“三角理论”的国有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成因分析

根据欺诈"三角理论",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原因主要源自压力、机会与借口。其中,压力是经济人自利的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对财富追求的价值观导向的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与欲望。机会主要是指公有制下的公司制的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对高管财产经营责任约束的疲软、企业崇尚地位与权威的文化氛围、缺少必要的权力制衡及内部控制等。借口主要有"回扣"、"借款"及薪酬与激励制度设计的不合理等等。有效防范国有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途径就是要选拔品行能力兼优的人员担任高管,营造诚实守信等的企业文化氛围,完善各种机制与制度,并督促制度的有效执行,机制的正常运行。     

基于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国企效益提升研究

深化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曾先后采用了经济责任制、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现在的股份制改革,但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经营绩效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清晰的产权是预期收益的保障,国企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不明确导致其预期收益无法有效实现,工作积极性下降,从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明晰国企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保证国企经营者的各项权益,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是提升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一、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     

国企代理权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以下简称国企高管)两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非均衡性的存在,致使国企高管成员为了获得更多的国有资产控制收益以及自身经济和名誉上的利益,往往利用政府的监督惩处不力,或行贿政府官员,或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或虚增企业利润,或虚增经营成本,以此进行控制权投资,使得国有经济的绩效大幅降低,国有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阻碍,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文从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风险分析入手,建立并分析了行贿腐败型经济模型,进一步讨论了国企委托代理现实中的代理权腐败…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可行方案

国有企业的性质与高管股权激励存在一定冲突,且股权激励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使其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没能有效激励国企高管,反而产生许多不利于国有企业经营发展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股权激励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中更是导致高管腐败频发,引起"超级经理人崛起"并加剧了社会收入不平等。因此,股权激励并非国企高管长期激励制度的唯一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并不意味着鼓励实行国企高管股权激励。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企业经营指标作为长期激励的评价标准、兼顾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薪酬激励与非薪酬激励相结合等原则,结合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发挥自身优势,更多地将长期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联系起来,合理选择高管长期激励方式。     

预防国有企业职务犯罪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当前，国企改制已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有加剧的现象。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对企业的危害性特大，严重破坏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轻则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重则影响社会安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文章通过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原因对预防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提出几点对策。     

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探讨

本文根据财务监督机制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国有(控股)企业财务监督现状的分析，得出国企内部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直接监督经营者财务的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导致国企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外部证券市场又未充分发育难以形成对国企财务的间接监督机制。因此，本文认为，理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论国有企业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在国有企业转轨的过程中，如何做好国企在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监督问题，对于预防职务犯罪，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和稳定运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国企中存在的监督不到位、监管不力的地方很多，需要在转轨过程中不断完善，特别需要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党政的相互协调、制约，健全企业规章制度等方面加以解决。     

论国企高管薪酬异化的解决对策

针对国企高管薪酬逐年快速上升的现象,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薪酬管制制度。本文分析认为,对国企高管进行薪酬管制将带来一系列的不良经济后果。国企高管薪酬异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企业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和股东利益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等方面。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和积极推进国企高管业绩评价手段是解决高管薪酬异化的有效措施。     

国企高管人员薪酬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天价”薪酬这一现象引起社会热议。其原因不仅是与高管人员的招聘制度有关,更与内部控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企高管人员的畸高薪酬,不仅激发了企业员工和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同时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当前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现状并分析国企高管人员薪酬过高的原因,通过对公司治理、建立有效薪酬激励机制、内部监督等方面并结合近期国家出台的国企薪酬改革政策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相关对策。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与经济后果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选择的“政府化”,导致国企经理身份定位模糊。国企经理“亦官亦商”引发利益相关者针对国企经营者身份的多方博弈。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造成国企高管激励制度扭曲,加剧国企公司治理的“内部人控制”,最终削弱改制后国企的自生能力。结合国有企业经营性质差异,加快推进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的二元化改革,实行国企经营者的分类管理,是当下实现国企高管身份明晰化的可行路径。     

企业改革与公平竞争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从来都是相分离的,寻租和侵占国有资产等机会的出现,不在于产权不明晰,而在于监督企业经营的成本太高。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应该是为企业创造一个硬预算约束的公平竞争环境。     

高管降薪政策是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经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探究了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企高管降薪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降薪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程度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公益类国有企业受第二次高管“降薪令”的抑制影响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加严重。本文为国企高管降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国企高管降薪政策方面的文献，对未来国企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分析法和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着重强调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公正性问题.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国有资产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产权变动引起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要防止利益过分向少数“内部人”倾斜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要维护劳动阶层的利益.最后,理出了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报酬:控制权激励观

本文在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是自别的（seif—interested）假设前提下。从理论上分析了其为什么乐意接受明显偏低的显性报酬（包括年薪、股权收入等）而不选择“另谋高就”的经济原因。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权收益来获得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时．国有企业这种控制权收益激励模式不仅不能达到有效激励高管人员的目的,而且会导致高管人员利用其实际控制权损害股东利益、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阻碍经理人市场的建立。     

国有企业的困境分析--兼论政府干预失灵及纠正

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指导思想的偏差,导致国有企业布局分散,集中率低,竞争力弱;国有企业产权模糊,职责不明,难以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企业难以优胜劣汰,其实是政府干预的失灵.为使国企走出困境,政府必须进行自身改革,明确政府干预的目的和范围,调整政府干预结构.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研究

目前,有关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问题,从薪酬水平、薪酬构成、外部监督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旨在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价值与管理层利益的一致。     

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理论和实践约束

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主要方式不能动摇,但必须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约束机制.其中,产权理论难有实质性突破和企业内部利益均衡模型难以真正形成构成了国企民营化的理论约束;部门间就业转移阻滞、分级所有的国资管理体制、利益集团行为刚性、财政资源紧张与补偿制度缺失形成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践约束.摆脱这些约束,国有企业民营化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

产权不明确导致国企资产大量流失。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的主体,从理论上讲是全体国民,全体国民只能由国家来代表。但事实上国家只是一个虚拟的主体,实施国有产权的是国家的代理人即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但代理人并不等于国家,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并不是一回事,他们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关心程度是有限的,因而造成国有产权下极大的外部效应。     

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问题探讨

公司治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手段。在我国,公司治理是全新的实践,无论是其理论指导还是法律依据,都还不很成熟完善。该文就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明确国企高管的身份和薪酬,重建或新建国企董事会、监事会,竞争性国企的产权多元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