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动态

<正>北京"三个加强"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工作方案》。其中,为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方案》提出"三个加强",以保持首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高标准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开展新一届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治理困境与对策——以江苏省J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为解决“三农问题”所提出的战略规划。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农村基层“两委”班子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组织队伍力量薄弱、劳动力外流严重、文化多元化、生态治理空间纬度高的问题,伴随组织队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困境风险,提出基层“两委”班子面对困境应当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建立人才招引政策,推进乡村经济稳步发展,树立乡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社会环境治理能力。     

村“两委”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正>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思路、新战略,即"乡村振兴战略",村"两委"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时期,村"两委"工作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把农村工作做好。发展经济说来简单,从哪里入手呢?从近年来村级经济实现起飞或者明显好转的村来看,做好下面三项基础性工作是必要的。一是按照上述五句话20个字的总体要求,开展乡村文明建设,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二是抓紧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两委"的同志要按照     

『两委合一』前景光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党国英撰文提出,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分立,是制约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制度缺陷。而"两委合一",能更好地实现农民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社会的领导。实行"两委合一"制度,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实行机关配套改革。包括精简乡村政府机构人员,发展多种     

机制健全 服务高效 监督有效——横沙乡积极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正为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横沙乡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农业农村委部署要求和《崇明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范点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健全,基层管理服务便捷高效,农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乡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四个方面要求,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的意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积极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山东威海 以“信用+”模式破解乡村治理堵点

正山东省威海市是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威海市积极探索将信用建设深度嵌入乡村振兴各个方面,利用信用"穿针引线",推动农村原有治理资源、治理手段串联融合、系统集成,积极破解乡村治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消除法律管不到、道德管不了的治理盲区,构筑起信用支撑、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基于义乌、余江、泸县3个典型试点地区的观察

调研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现代化转型相辅相成。一方面,宅基地制度改革承载着乡村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改革试点中也存在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匹配、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关系失衡、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融合不足等问题,引发了"集中居住病""被上楼之争" "乡村治理危机""乡村社会困境"等诸多矛盾。从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出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以推动城乡居民权益平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为改革路径。     

价值、问题与对策: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基层党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做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是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巩固党的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保障。文章基于对鲁西南部分农村地区的考察,认为当前一些农村的基层党建工作仍然面临着部分党员受教育程度较低、青年人才扎根难、党员管理不到位、制度建设不匹配等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建议: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激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激发党员干部创新活力;加强基层组织队伍建设,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吸引力;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长效保障。     

清廉 让村居更美

正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基层小微权力腐败的惩治力度。"清廉村居"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通过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把农村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标本兼治农村基层的小腐小贪,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典章: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省新昌县的调查

乡村典章制度是新时期制度治村尤其是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本文分析了浙江省新昌县乡村典章出台的背景和意义,阐述了乡村典章在财务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运行实践和取得的绩效,并总结了几点重要启示: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治理,不仅要重视村庄精英(能人)的作用,更要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农村基本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农村治理的地方创新,必须重视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     

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

乡村何以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是中国乡村善治的典范和旗帜。回顾“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发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密码,找到了一条乡村善治可持续的重要路径。要始终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制度体制机制。乡村善治还需要学界更关切中国情境、中国特色,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构念和理论体系。研究贡献在于,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回答了乡村善治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的主体及实现路径问题,可以避免乡村振兴出现重大导向性偏差。本文在评述政府主导、资本主导和农民自主三种路径面临困境基础上,提出应以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引领乡村振兴。在阐释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后,构建了一个乡村振兴与共建共治共享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然后以明月村为例,阐明了普通乡村在特定的经济与制度条件下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现实可行性。本文认为,乡村振兴应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但从实现路径上不应只依靠农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至关重要。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抓住城市化带动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让城市化辐射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率先振兴起来,同时把节约的财力转移给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进行保底建设。     

新中国70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得益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本文依据多源流模型和公共产品理论构建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大概经历了制度萌芽与停滞、恢复与探索、改革与发展、完善和提高四个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政策试点与政策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与综合国力提升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的动力机制。针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面临的重要挑战,提出了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等未来展望。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向度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总结,是"以人民为中心"导向下"民生为本"的社区治理范式创新,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引领与行动指南。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包含:坚持党建引领的治理原则,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夯实群众性自治制度的治理基础,协同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治理策略等多维实践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疫情风险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

共生治理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与共生模式四大要素,从共生治理的理论框架解释新中国城乡关系70年的演进逻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新中国城乡治理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1949-1978年的"寄生型"治理、1978-2002年的"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之后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治理"理念的提出。本质上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城乡共生型治理遵循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案,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对称互惠共生治理中实现城乡社区的空间正义。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公共物品理论视角下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及治理对策

从公共物品理论角度,对农村地区在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水源水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城乡二元化的环境治理政策、农村水环境治理主体缺失、水环境污染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农村水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是造成农村地区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构建城乡一体化水环境治理体系、加强水环境治理主体建设、保障水环境污染治理资金投入、加强农村水环境保护意识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农村水环境问题相应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的评价及路径优化——基于辽宁省调研数据

乡村振兴战略是统领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的总规划,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进行合理评价,是有效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补齐现实短板、破解重大难题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二级指标,并选择15个三级指标和46个四级指标,构建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辽宁省106个村、1175户农户数据,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及面临的挑战。现阶段,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达到目标值的57%,达成率最高和最低的方面分别是治理有效(84%)和乡风文明(38%)。根据目前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存在的部分基础设施资源错配、村两委创新意识和环保意识有待提高、村民自治实践较少等问题,提出应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加强村两委创新和环保培训、引导和鼓励村民参与自治实践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