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目前有关非农就业与农业生产性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都是采用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中忽略了一个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与其相邻的其他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对此,在对非农就业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机制进行理论阐述的基础上,运用2001～2009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从宏观角度实证考察了非农就业因素对一个地区农户平均农业生产性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平均农业投资水平.非农就业因素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程度总体上是逐渐增加的.从不同区域看,东北地区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其次,然后是中部与西部.     

市场均衡就业区间及其对社会就业的多方面影响

传统分析中宏观层面上市场就业均衡点两侧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市场均衡就业区间”,社会就业一旦进入该区间,市场机制使不可能再对其作出调节。市场均衡就业区间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均衡是就区间外部而言的,在区间内部仍然可以存在一珲程度的就业失衡;市场均衡就业区间内部的就业矢衡是一种特殊的就业失衡,市场机制对之无能为力,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亦无法对其发生作用。市场均衡就业区间的存在对社会就业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它使社会就业对供求总量波的反应呈现出一定“粘性”;使市场机制对社会就业的调节空间减小;使政府调控社会就业的重点二元化;使个体经济在缓解就业失衡压力、扩大社会就业方面占有了特殊重要的地位。     

非全日制就业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

非全日制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显著的。文章从扩大就业和降低失业率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归纳。结果表明,人们对非全日制就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能否有效降低失业率方面却存在明显分歧。这对于如何有效降低我国失业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就业问题是制约辽宁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积极稳妥地解决就业问题已成为辽宁省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省就业的影响,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辽宁省就业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视角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之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就业矛盾也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利用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升就业质量;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对东部地区、低龄男性劳动力更加显著。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普及率,注重提升劳动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分析

中国就业和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投资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对中国就业情况改善和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促进作用,是缓解就业压力一条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就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拟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就业的影响。通过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就业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FDI对就业量具有正效应。FDI每增长1％,长期来看将带动福建就业平均增加0．073％。     

加入WTO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目前失业人员数量庞大，就业形势严峻。加入WTO后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的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就业体制、就业市场的结构带来影响。为此，须采取适当的对策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优质资源,对我国的就业、产业升级、经济成长有着巨大的作用.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改善了国际收支,但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收益汇出、对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影响国际收支各个账户,很可能导致国际收支逆差.     

汇率制度改革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汇率制度改革及人民币升值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一方面,人民币的支付能力随之得到提高,我国货币的独立性得到一定保证,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提升,对外贸易得到促进等等;另一方面,外资引进受到影响,资本外流加剧,外汇储备面临缩水,就业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也随之而来。对此,我国政府必须积极寻求对策,面对机遇,迎接挑战。     

海西技术外溢效应分析——基于企业的微观分析

当前在我国建设资金充裕的情况下,仍然重视利用外资,其目的是为了利用外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推动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促进产出增长.而福建省作为全国第四大经济区--海西地区的主体地区,外资对其产生的外溢情况并不乐观,通过检验福建企业数据发现流入福建的外资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为负,而流入中国(除福建外)的外资对福建企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为正,其中福建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外资外溢效应的最大受益者,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外资冲击较大,其外溢效应为负,此外,通过分析还发现福建企业的技术外溢主要来源于东亚的外资.     

城市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金融发展传导效应——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活跃的金融部门，对绿色TFP的提升有关键作用。然而，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载体，如何通过金融发展的传导效应影响绿色TFP，现有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本文理论分析了城市化对绿色TFP的直接作用及通过金融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并借助"一带一路"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化对绿色TFP有着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影响。通过金融发展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的间接传导效应，城市化进一步恶化了绿色TFP的增长。门槛效应表明，城市化在以资本市场衡量的较高金融结构下，对绿色TFP有正向的传导效应，而金融效率、金融规模则不存在这一促进机制。一方面，应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破解当前城市化自身对绿色TFP负向影响的核心。另一方面，随着金融部门的日益重要，应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优化改善金融结构、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重点。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湖南省的动态计量分析

在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城市化综合水平与产业结构相关指数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综合水平对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产值结构综合指数、就业结构综合指数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城市化与产值结构综合指数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关系,且对产值结构的影响短期内为正、长期为负。城市化综合水平对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与就业结构综合指数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均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并且其冲击长期内能解释产业结构预测误差的70%左右。城市化是促使湖南省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重要因素,整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基于要素增强型生产函数构建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7—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制造业部门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呈互补关系;1987—2013年整个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并且其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也基本偏向资本;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对整个制造业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与1987—1999年相比,2000—2013年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下降;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资本替代劳动特征,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对劳动的替代较小,而工资上涨进一步诱导行业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为保障就业稳定增长,应加强对前沿技术引进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降低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实现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风险投资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偏好及影响因素分析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各平台发展经常面临资金困境，能否及时获得风险投资突破资金瓶颈显得至关重要。为更好地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投资，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分析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偏好，研究发现：需求漂移率和政府优惠力度的提高，会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获得风险投资的机会产生正面影响；而需求波动率和无风险利率越高，互联网金融平台获得风险投资的机会越小。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要获得充裕的发展资金，一方面需要平台强化自身业务创新，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规范平台经营行为，以维持业务增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支持和适当引导。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运用1987-2005年的面板数据引入制度变量--市场化指数,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考虑教育变量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其中健康对经济增长作用较显著,高等教育比初等教育作用大.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且比较显著,另外,国有经济职工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地方财政支出和其他经济职工比例的影响不确定.     

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劳动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1985—2011——基于山东省的分析

选取1985-2011年三次产业产值的比重和城镇劳动就业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分析、VAR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探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山东省城镇劳动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与城镇劳动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内,第一产业对城镇劳动就业具有负向作用,第二产业对城镇劳动就业具有推动作用,第三产业对城镇劳动就业具有正向作用;第一、二产业对山东省城镇劳动就业波动的贡献率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第三产业对山东省城镇劳动就业波动的贡献率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