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通过收集河南省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河南省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促进金融体系创新、提高数字支持服务度、增强消费信心等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生命周期与企业并购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广泛且精准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推动了经济发展，影响微观企业经济行为的理论阐述。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并购的作用机理及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增加主并方的并购溢价，但该影响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中有所差异，主要体现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并购溢价的正向影响在行业成长-企业成熟、行业成熟-企业成熟、行业衰退-企业成熟、行业衰退-企业衰退阶段的企业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并购方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短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在行业成熟-企业成熟组合中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在行业成长-企业成熟、行业成熟-企业成熟、行业成熟-企业衰退、行业衰退-企业衰退阶段的企业中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来自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新三板挂牌企业的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与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数字支持服务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数字技术可能产生数字鸿沟问题。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融资约束、借贷成本和经营风险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2011-2018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企业外资利用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区域医疗水平显著影响各省人均GDP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均有显著提升作用,且提升效果依次递减;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各省人均GDP均有提升作用,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减。文章最后为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杠杆率吗? ——来自2011—2018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更迭推新,数字普惠金融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其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群体、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延伸了金融服务半径,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借贷需求,对居民杠杆率的传导效应不容忽视.本文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2)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随着杠杆率分位数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高收入群体影响程度较大.本研究的发现为认识居民杠杆率成因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有关部门分类施策管控居民杠杆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各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成为雇主,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成为个体经营者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程度较低、3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活动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各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成为雇主,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成为个体经营者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程度较低、3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活动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我国区域创新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推动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区专利申请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对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等分维度及东、中、西部分区域样本的探究发现,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部创新的驱动作用也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显著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助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慈善捐赠、广告营销与企业绩效—— 考虑行业竞争因素

基于消费者视角,利用2007~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考虑行业竞争的条件下,慈善捐赠行为对广告营销活动与企业销售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广告营销投入、慈善捐赠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之间的三项交互作用显著。这一结论表明,对于那些在激烈竞争行业环境中运营的企业来说,慈善捐赠水平高而非低时,广告营销投入对企业销售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强,因此,与处于弱竞争行业的企业相比,处于强竞争行业的企业更应充分利用好慈善捐赠在改善传统营销方式市场效果方面的杠杆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回流：促进还是抑制——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以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回流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控制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及省级层面的特征变量后,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进行稳健型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随后,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和缩小收入差异对农村劳动力回流产生正向驱动效应。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在男性、低技能和健康状况较差等相对弱势群体中尤其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融合

农村产业融合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论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提升,且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越强。在异质性分析中,仅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功能定位弱的地区呈现了显著的后发优势。基于以上研究,论文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发挥落后地区后发优势、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了吗？——基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政策含义是：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应当注重金融市场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