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来自股票定价偏误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票定价偏误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信息效应和内部治理机制弱化企业代理问题来降低股票定价偏误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力的发挥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地区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及结论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用评级可信吗:基于股票错误定价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信用评级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信用评级和高信用评级的公司股票错误定价水平较低;金融脱媒、产权性质与企业战略差异度显著影响信用评级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信用评级在金融脱媒程度较高的宏观环境下、产权性质为国有以及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中对股票错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信用评级具有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盈余管理,修正了股价偏离价值的程度;信用评级等级则是通过提高投资者关注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了股票错误定价。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也为信用评级监管提供了理论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

文章以数字化发展为背景,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并通过我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企业应深入将数字化转型应用于内部控制;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同时,在推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时也要关注制度环境,多举措协调推进。     

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但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尚需探索。文章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价同步性角度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可以降低股价同步性,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且该效应主要作用于成熟期企业,其作用机制包括提高分析师关注与股票流动性。进一步探究表明,在规模较大、位于东部地区及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其影响主要是基于技术运用层面产生的效应。本文结果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为从资本市场角度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企业资本成本

依据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量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强化企业创新动能、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降低企业资本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以及企业面临较高环境不确定性时,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效果更显著。结论从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视角为企业如何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漂绿行为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

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助推了数字经济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解，从而驱动数字化转型和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尾部系统风险视角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尾部系统风险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尾部系统风险间呈现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信息质量和资金状况作用于个股的尾部系统风险。就信息质量而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信息操弄程度和股价信息含量分别呈现U型和倒U型关系。就资金状况而言,数字化转型将降低企业内部现金充裕度,并增强企业金融投资趋势。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尾部系统风险的影响在有数字化研发项目、高管薪酬水平较低、财务风险水平较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地方金融监管强度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为深化企业改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质量研究

本文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研究。采用文献总结法、实证分析法,选择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工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方面能降低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能增强信息透明度,从而显著提高审计质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权益资本成本：提升抑或降低？——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以往的文献集中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少关注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本文基于Python爬虫和文本分析技术自行构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该项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票流动性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等渠道促进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低股权集中度企业和高行业集中度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非完全理性市场中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已表明,企业实物投资同股票的错误定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关于市场错误定价的效应并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相机并购方法模型认为,现金收购在长期中获得正的收益,而股票收购在长期中获得的回报为负。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不同支付方式下相机并构收益相似,企业管理者为何会选择股票对股票而不是发行股票进行收购。在非完全理性市场下,管理者和投资者均为不完全理性时,其行为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的实物投资、并购行为以及企业市场价值,这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企业数字化转型、坏消息隐藏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2010-2020年度上市企业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企业内部人的坏消息隐藏。围绕坏消息隐藏展开的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环境不透明及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此外,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以降低同行业内及供应链上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提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自身股价崩盘风险及其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不仅从金融市场稳定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国家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变革、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数字化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的“蓄水池效应”还是负向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货币政策较宽松和行业竞争度较高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也更能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渠道分析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来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合理的金融资产配置才能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为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企业并购战略影响了股票错误定价吗

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境内与跨境并购战略均加剧了企业的股票错误定价,且跨境并购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和投资者情绪在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委员会和产品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有效缓解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     

新发展理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发展理念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采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10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考虑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管理层持股比例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实证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多、企业ESG评分较高以及产权性质为国有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具有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绿色创新活力的战略优势,对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兼论内部控制质量与政府补助的影响机制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66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检验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驱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获取政府政策扶持两种途径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非高新技术以及处于成熟期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更加突出。研究结论为制造企业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科技金融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兼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科技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科技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两条途径,推动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长;第三,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了科技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以及对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进而助力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应大力推动科技金融发展,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拓宽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