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缘网络

费孝通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依我的理解,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所谓亲,即村落中人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这种亲缘秩序不仅塑造出中国     

作为自省之学的中国人类学——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学问及方法

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费孝通以“乡土”为对象,以“同情”来自省的学问,宗旨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理解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举措。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乃是由乡土的人们在乡土、地方或农村搜集资料,以比较之法认识乡土,最终的目的则是认识整个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研究是“自我反思”的学问,这也正是费孝通与柳田国男学术思想的共同之处。两位先生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采取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这正好体现了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特点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     

志在富民：费孝通教授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

在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史上，费孝通教授对农村社会学的实地调查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特别是费孝通教授1936年暑期在家乡开弦弓村(学名：江村，今吴江市七都镇)进行的乡村调查并整理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又名(江村经济))以及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两本书，在中外农村社会学界占有重要位置。从江村实地调查以后，费孝通教授植根乡土，立志富民，从实际出发，立足农村、立足民众，几十年来潜心执著，     

城镇化进程遭遇“三大难”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学术成就中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这些成就都与农民、农村问题分不开.费老晚年的经典之作《小城镇大问题》,则是他在当代中国城镇化刚刚起步的时候,研究新时期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时写下的,他当时就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引起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大问题,并预言中国要从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的“小城镇建设”之路.     

无主体熟人社会

半个世纪前,费孝通先生曾给人们生动地描绘过一幅以乡土为底色的中国乡村社会图景——以家族为单位构筑的差序格局,维系着和谐的礼治秩序。费先生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且不说这部“光荣的历史”现在是否飞上了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本文从丧服制度的角度指出,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而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自我主义"其实是"利己主义",无法展现丧服图中"己身"的意义.通过对丧服体制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进入对中国文化结构更立体的理解.     

法家"法治"思想与"普世主义法治观"

"法治"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其定义涵义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分歧.中国法家的"法治观"产生在中国战国时期的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之下,是一种"战国法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法治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哪个我们？如何差序？——今天我们怎么理解同心圆意象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是中国理论、中国学派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费孝通形象表述差序格局的同心圆波纹结构也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意象。同心圆波纹结构的差序格局首先指向作为中国基层的乡下社会。费孝通以乡土中国来缩影式地描述中国这个整体。同心圆意象其实并非费孝通的独创，它曾以不同形式见于西方古代哲学典籍和现代研究文献，并非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与平面、静止和规则的同心圆意象相比，量子力学的时空引力场和相互作用的自我光锥可以更好地解释当代社会关系立体、动态和变异的结构。     

“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

《昆厂劳工》是魁阁时期费孝通指导史国衡完成的一部工厂民族志。本文试图以费孝通对《昆厂劳工》的讨论为入手点,考察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劳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劳工问题在其关于中国现代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整体思考脉络中的位置。本文认为,“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构成了费孝通理解劳工问题的核心线索：在费孝通那里,劳工问题的重要性,是在“乡土中国”中旧有的农工互补的经济和伦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而劳工问题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挑战,则在于如何在“机器时代”的工厂组织中重建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     

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

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对上述中国观的形成机制作了反思性探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     

"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资源与矛盾

本文尝试结合历史和当代两波乡村建设实践,在具体历史脉络下重新加以"复杂化",反思"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的二元对立假设,分析讨论乡村建设具体行动背后的三类思想资源:现代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思想与传统资源.正是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思想资源影响下,当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冲击而急速转型时,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乡村建设、乡土社会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多重冲突与复杂互动,这些矛盾混杂交错、相互转化.也因此,乡村建设存在着在现代化中"实践出"另类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     

数字时代的市场秩序、市场监管与平台治理

数字时代,大型平台企业崛起,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发生重要变化。平台既对原有市场秩序构成挑战,也依托其技术能力,成为其生产消费生态圈内相关秩序的设立者和维护者。由此,技术秩序成为继自发秩序、行政秩序、法律秩序之后,维护市场有效运转的又一重要力量。同时,大型数字平台依托数字技术优势带来的"大而管不了"问题,成为困扰各国监管者和全社会的突出问题。行政监管与法治监管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数字时代特点,重点推进合规监管、分类监管、技术监管、均衡监管、价值导向监管和敏捷监管等,促进多种秩序力量共同发力,维护市场有序运转、多方主体利益均衡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法治困境与前景分析

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新农村建设被提上日程,新农村之"新"不仅在于农村的生产、生活面貌上,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新的法律与制度,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治环境中,以此来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从中国农村的法治现状入手,横跨中国农村法治的根植土壤,到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治理文明,畅想农村法治建设的发展出路,期望有一个真正崭新的农村在中华大地上崛起.     

解读经济市场化的三个维度——兼论中国市场秩序完善的内在机理与基本思路

本文在借鉴中外学者有关经济市场化、制度与秩序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市场化本质上是经济、法律与社会三种秩序维度相互依赖、整体互动、协同演进的过程这一独特的秩序演进观点,并藉此解读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非均衡推进"特征集中体现在外在上的明显梯度、层次推进与深层上的法律、经济与社会三种秩序维度演进程度的差异.文章最后从经济市场化三种秩序角度对中国市场秩序的完善提出了原则性思路和建议.     

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年欢聚会 暨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研讨会综述

在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走过60年的学术生涯之际,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位中外学者和各级领导、佳宾来到费孝通教授的家乡吴江向费老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沿着费老的学术思想进一步研讨“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 60年来,费孝通从《江村经济》开始著有《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内地农村》等,80年代开始后每年仍以1/3时间在基层作调查,为国家的一些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1年他获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国际社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章。随后又获得了马林诺斯基奖、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大     

传统法律文化中“情理法”融合的当代价值

在法律公正无私、法官铁面无私等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于法律的印象更多停留在"无情"上。然而通过探寻传统法律文化中"情理法"的融合之路。文章指出,法律原来是"有情"的,以天理国法人情为核心的传统法律价值观念始终影响着中国社会。"情法"兼顾不仅能够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而且能够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     

二重化村落空间

在费孝通的描述中,礼治维持着村落的秩序,教化权力形式正当其时,国家对村庄施行无为政治。这是传统的乡土中国。但现代化运动以来,国家权力开始深入村庄,甚至延伸到家庭,村庄再也不是天高皇帝远的自在田园,外来力量的涂抹使村庄不再呈现单一的性质。也许,这只是一种理论     

论法治教育在高校学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高校法治教育是培养当代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新模式,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强弱对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大背景下,高校对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养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目的恰恰就是培育与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秩序相一致的现代高素质公民,重在培养大学生参与社会的法律知识、法律技能及法治观念。所以说,在高校中进行法治教育已成为大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一环。     

失范的"国标"

大学时,教授诠释法律到得意处,往往是独尊府院所立之法,对其大讲特讲,而在介绍府院立法之外的"国家标准"等法律文本时则一带而过,明显缺乏兴趣.这表现在笔者那里就是当时认为只有全国人大明文揭橥的法律才是法律,其他的像行业"国家标准"这样的法治文本则只能归于各行业的"行规",虽然重要,可与法律这样的社会"公器"比起来,则就不在一个重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