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数字化转型正在冲击和颠覆传统市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主题。基于文献综述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比分析,并提出包含驱动前因和能力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包括数字资源驱动型和非数字资源驱动型两条路径。在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关键驱动前因,通过数字动态能力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政府支持、环境因素、意义构建、组织多元化管理和政治关联等非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通过融资能力、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等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可以深入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测度、群体转型差异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与路径研究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驱动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正在对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总体上还很低,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整体的转型思路和方法。对此,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业务的转型和创新,最终重构整个企业的商业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甚至重构组织和文化。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明确数字化转型规划、评估数字化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主攻智能制造等措施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与路径选择

在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的背景下,农业企业亟需进行数字时代的动态转型升级。在分析数字化浪潮下农业企业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包括数据、数字技术和服务;实践路径包括：基于数据为主要资源、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的决策模式的战略方向;推动数据部门成为农业企业经营决策机构的组织结构变革;从订单思维向客户思维转变的营销模式变革;从传统生产模式向共创生产模式转变的产品生产变革;将开放式创新贯彻于其运营战略中的研发创新变革。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降本增效”“数字赋能”是众多企业追求的目标,而数字化转型又是其战略发展中的关键一步。基于此,将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部分中介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通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显著,而在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不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Python文本识别技术测算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该结果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更好和资产专用性更高的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企业营运能力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发挥了作用。结论有助于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果,并对政府制定数字化相关政策、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重要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路径检验

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识别不确定性对其生产经营策略的扰动,进而在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应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企业在面临较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将有更强动机进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利用2012—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在机制路径层面,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承担的非生产性成本的增加;为了缓解成本压力,企业通过必要的数字化转型对不确定性进行应对。此外,企业外部的营商环境和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内部的产权属性和审计特征均对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数字化转型动机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重要路径,政府应通过培育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外部环境,引导和激励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危机中寻找机遇,以变化促进发展,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儒家文化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价值引导到机制建构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当前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陷入不愿转、不敢转和不会转的困境,如何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探讨的焦点问题。首先,本文采用战略过程视角对企业陷入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认为数字化转型认知不足、缺乏数字化转型意愿、数字化资源匮乏,以及数字化能力不足等观念和行动因素是导致当前转型困境的重要原因。其次,基于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和个体在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方面的影响,诠释了儒家文化中义利观、忧患意识、劝学理念和中庸思维等思想精华对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的价值引导作用。最后,本文提出建构管理者激励机制、信息治理机制、数字化素养提升机制和协同整合机制,实现儒家文化从非正式制度价值引导向正式制度规则的现代性转换,将儒家文化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动力,打破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思路和建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驱动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研究,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实现相结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采用高管持股比例和企业税收负担作为中介进行检验,同时根据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和税收负担是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价值的有效中介,且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大。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的相关研究,对促使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增加企业的价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推进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改革研究

要努力实现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家战略支柱产业的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突破种种束缚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投融资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为突破口,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动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争取逐步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机制市场化、投资准入区别化为特点的文化投融资体制。     

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视野下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研究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逻辑、机制和路径,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当前,在推动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乡村利用数字技术从市场需求角度调整农村产业发展的规模,从生产技术角度调整农村产业发展的水平,从组织的角度调整重构农村产业的产业链,从资源配置角度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性发展,它不断地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使其更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源高效配置的需要。但是,当前数字乡村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时还存在重短期的市场需求而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重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而轻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重产业链的延长轻产业链间的相互支撑和互融等问题。要使数字乡村科学地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改变观念,以系统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方式,以整体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配置,以资源的最佳利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在从研发、生产到市场销售的这一链条上,各种产业的联系日趋紧密,逐步往大产业的方向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