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多功能评价及分区管控

研究目的：揭示全国市级尺度上耕地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开展分区保护划定,协调耕地多功能性以服务国家耕地保护战略。研究方法：综合评价法、空间自相关分析与三角坐标图分析。研究结果：（1）2017年全国耕地多功能存在显著空间差异,生产功能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点,生活功能呈“两头高、中间低,内陆高、沿海低”的分布特征,而生态功能沿胡焕庸线呈“东低西高”的分布格局;（2）全国耕地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均呈空间聚集性分布特点,据此基于空间聚集性及全国农业区划提出耕地多功能分区方案;（3）全国各市耕地多功能之间的协调度存在显著差异,高值区以生态主导型和协调型为主,低值区以协调型为主,据此提出基于空间协调度的耕地多功能分区方案。研究结论：全国耕地多功能呈明显空间分异规律,相应分区方案可为宏观层面耕地保护的精准施策及空间管控提供决策支持。     

2006—2020年沈阳市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演变分析

研究目的：揭示沈阳市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格局及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探讨格网尺度下耕地功能组合分区方案,为耕地多功能协调发展和空间合理布局提供实施路径和理论借鉴。研究方法：用斯皮尔曼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2006—2020年沈阳市耕地功能呈现不同变化趋势。耕地生产保障功能处于较高水平,2006年和2020年Moran’s I分别为0.973和0.766,社会保障功能持续增加,其Moran’s I由0.485上升为0.564。（2）耕地功能间自相关整体显著权衡且片状分布,协同程度呈增强趋势,局部权衡协同空间格局存在重叠特征。（3）根据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演变特征,可将沈阳市耕地划分为单功能主导区,双功能协同区、多功能协同区、高协同区和低协同区。研究结论：沈阳市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区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和重叠性,通过对不同分区内耕地多功能优化组合,可实现对耕地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格局与演变趋势

研究目的：明确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为实现各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方法：SBM-Undesirable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及马尔可夫链模型。研究结果：（1）2007—2018年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各年份平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在中低效率区间波动,整体呈现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且存在空间不均衡特征;（2）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呈现正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邻近溢出效应的驱动下生态效率高—高集聚区域及低—低集聚区域分别由“双核集聚”逐步转变为“单核集聚”、“多核集聚”逐步转变为“双核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3）各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空间溢出效应在其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显著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应从建立各邻近市（州）间完备生态农业合作机制、政策联动机制及建立以生态价值为取向的支农政策等方面出发,提升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安徽省耕地多功能转型及对耕地“非粮化”的变化响应研究

在复杂的气候变化和世界局势下,防止耕地“非粮化”、挖掘耕地多功能、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粮食安全保障、国民经济贡献、社会安定维护、生态安全承载4个维度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刻画2000—2020年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特征与规律,并利用敏感度模型分析耕地多功能对耕地“非粮化”的敏感程度。研究表明:(1)2000—2020年间耕地各项子功能值在整体上呈现剧烈—平缓—剧烈变化趋势,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和国民经济贡献功能上升,而社会安定维护功能和生态安全承载功能下降。(2)安徽省“非粮化”程度呈下降趋势,在地域差异上表现为皖南地区高于皖北地区。(3)耕地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社会安定维护功能、生态承载功能对耕地“非粮化”程度变化敏感性增加,而经济贡献功能的敏感性下降。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值高的地区对“非粮化”不敏感,社会安定维护功能的敏感区域与“非粮化”程度高的区域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最后,提出强化耕地多功能管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科学设定“非粮化”标准等建议。     

吉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变化与耦合协调测度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构建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明晰吉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为吉林省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研究方法：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2009—2018年吉林省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耦合协调测度。研究结果：（1）吉林省乡村地域生产功能明显弱化,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逐渐提升;（2）乡村地域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有所提高,生产功能高值区向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中部集聚,生活功能高值区和低值区自西向东呈条带状分布,生态功能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3）将乡村地域多功能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为勉强协调型、初级协调型、中级协调型、良好协调型和优质协调型5种,研究期内吉林省乡村地域多功能耦合协调度下降但整体为初级协调型,空间上呈“中部上升,东西下降”的变化特征。研究结论：吉林省亟需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升级的同时促进多功能良性协调发展,针对不同的耦合协调类型区提出差异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对于遏制乡村地域功能退化、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多功能时空分异格局与集聚特征分析

目的 文章以格网为评价尺度精细测算和分析广西边境地区耕地利用“四维度”功能的时空分异及权衡/协同关系，旨在为边疆土地安全科学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方法 多目标决策法、Spearman秩相关分析法、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聚类分析方法。结果 （1）2000—2018年耕地利用多功能存在显著空间分布异质性和波动性，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生态安全功能均呈现减弱后增强态势，而经济生产功能、安全发展功能则逐渐减弱；（2）耕地利用多功能间交互作用大多呈协同关系且程度不一，随时间的推移权衡程度逐渐增强；（3）耕地利用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空间集聚性突出，协同区大体呈现“多核心”团聚发展格局，权衡区变化相对稳定；（4）根据主导功能及权衡/协同关系将广西边境地区划分为功能协同发展区、功能权衡发展区、生态主导发展区，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结论 边境耕地利用多功能应以安全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划分不同管护区并提出优化建议以提升边境耕地多功能复合利用。     

基于能值分析的沈阳市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研究目的：测度2000—2019年沈阳市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的时空格局,为理解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的过程规律及响应机制,优化沈阳市耕地利用模式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能值分析法。研究结果：（1）2000—2019年沈阳市耕地生态经济系统能值投入减少17.53%,能值输出增加89.19%。（2）2000—2019年,沈阳市耕地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生产率（EPR）和能值产出率（EYR）分别增加129.40%、140.76%,各行政区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南高北低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环境负载率（ELR）呈“M”型波动增长,总体增加48.69%,北高南低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环境经济效率（EE）呈“W”型变化,总体下降15.38%,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研究结论：2000—2019年,沈阳市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西北向东南先下降后上升的空间格局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应重点关注水稻种植对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的影响,合理调适社会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促进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科学利用和保护。     

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耕地多功能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的分析

研究目的：剖析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何影响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和优化配置,以期为实现耕地多功能供需平衡和推动耕地保护转型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情境—结构—行为—结果”政策过程分析法。研究结果：（1）情境层面。地方性、价值观和制度环境是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两者影响关系的基础。（2）结构层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嵌入性,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3）行为层面。借助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政策工具,联动培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推动耕地多功能价值发现和优化配置。（4）结果层面。耕地多功能与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之间存在“部分与整体”和“中心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首先是通过促进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增强耕地外援系统的多功能性,进而促进和稳固耕地系统的多功能性。研究结论：通过在大都市郊野空间内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优化耕地本体环境及其外围环境,强化耕地与其外援系统之间的要素互动与交换,重构耕地多功能利用的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多功能供给与外部多元需求的高效互动与匹配。     

耕地利用转型突变点检测及其时空特征 ——以昆明市东川区为例

研究目的：识别东川区1989—2020年耕地利用转型时间节点及其时空特征。研究方法：滑动T检验、Mann-Kendall检验、Yamamoto检验、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结果：（1）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发生于2002年,主要受劳动力转移的影响,隐性转型发生于2006年和2012年,主要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2）耕地利用形态综合指数在转型前后均呈东高西低态势,与东川区地形格局基本一致。（3）显性转型后耕地数量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稳定,种植结构空间变化明显;隐性转型后经济与生态功能指数空间集聚程度不断降低,二者朝着区域均衡化方向发展,社会功能集聚程度有所提升,其区域异质性增强。研究结论：突变检测法较好刻画了东川区耕地利用转型时间节点;村域尺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地形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耕地利用转型产生的较大影响。     

福建省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耕地是维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掌握耕地生态安全水平规律及其变化,有助于政府实施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方法 文章以福建省为研究区,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县级尺度指标体系评价2005—2015年3期耕地生态安全水平,而后分别以改善“压力—状态—响应”三大子系统为首要任务划分耕地生态安全保护格局,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限制重点保护区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指标体系在统计年鉴数据的基础上扩展基于耕地图斑汇总的耕地本底数据源,耕地生态安全水平由耕地生态系统自身健康状态与邻域系统的空间有序性共同决定。结果 （1）2005―2015年全省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整体改善,全省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呈现“东西高中部低”的特点;（2）耕地生态保护压力持续增加,耕地生态安全状态基本稳定,耕地保护响应措施总体有效;（3）以缓解耕地生态保护压力为首要任务,坡度和二三产业比重是主要障碍因子;以提高耕地生态状况为首要任务,应关注斑块面积、坡度和复种指数的限制;以加强耕地保护响应为首要任务,应优先考虑第一产业投资、农业机械单位总功率和环境污染控制投资。结论 研究可对福建省耕地生态安全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中国耕地动态变化与占补平衡分析

测算耕地动态转换造成的耕地质量等级变化,评估耕地动态变化对数量与质量平衡的影响。采用综合分析法、模型侧算法、实证分析法,评估耕地生产能力变化与占补平衡实施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耕地的占补平衡仅实现了数量平衡,但因城镇建设扩张占用了优质高等耕地而新增耕地质量等级较低,因此未达到质量平衡。特别是中国依靠开发后备资源来补充耕地而不是通过土地整理来增加质量等级较高的耕地,因此新增耕地的平均自然质量等级较低。研究结论:应加大土地整理补充耕地比例,从而提高耕地平均自然质量等级,达到耕地数量与质量占补平衡。     

耕地发展权制度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探求与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管制相适应的耕地权利人市场化补偿机制，为耕地保护法建立公平、长效耕地补偿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耕地保护责任承担出现了错位，并且随着耕地用途管制的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财政补偿明显不足。立法上应当建立以耕地发展权为基础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耕地发展权是耕地非农建设和非粮种植的权利，属新型用益物权，由耕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享有。应建立耕地发展权银行，推动耕地发展权转移，发展权受让人不仅要支付新增指标（限额）交易的费用，还应支付以所在地区指标（限额）交易价格为标准的费用，用以补偿既有耕地权利人。研究结论：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严格用途管制，是对耕地权利人耕地发展权的限制，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建立与耕地用途严格管制相适应的耕地补偿制度，以保障地区公平发展，提高耕地保护积极性。     

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成果应用方法研究

文章提出将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成果应用于耕地质量重点保护区和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划定的方法,并在阐述确定耕地等别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将耕地限制类型与中低产田改造类型进行对应,制定了"最大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第二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最小限制因素及其限制系数"的耕地等别限制因素组合命名规则,将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成果按此规则命名表达,在划定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的同时,方便把握耕地质量改造方向和时序安排。耕地质量重点保护区的划定方法是,提取监测成果中高等别耕地、等别提升耕地与规划基本农田重合的部分提取出来,删去其与规划为非农用地重叠部分,将其集中连片的部分,其与土地整治规划区一起划为耕地质量重点保护区;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划定的方法是,提取监测成果中低等别耕地和等别降低耕地,删去其与规划中非农地重叠部分,然后根据耕地等别限制因素改造的难易程度,将其中含有较易和中等改造难度的限制因素类型的耕地列为质量重点提升耕地,将其集中连片的部分与土地整治规划区一起划定为耕地质量重点提升区。     

泰兴市耕地资源的态势及对策

针对泰兴市耕地资源面临的态势，提出了泰兴市耕地资源保护的对策，包括科学编制规划，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体系；大力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强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耕地质量保护等。     

建国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分三个阶段对我国建国以来的耕地数量变动史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阶段耕地数量的变动情况及相应的政治、社会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以供现行耕地保护参考,同时提出耕地减少分析对宏观调控的意义以及耕地保护政策需要严格执行的必要性.     

土地整理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以较大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汇总、归纳、分析的方法,分析研究土地整理对区域耕地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整理对区域耕地质量提升显著,但不同项目区耕地质量提升幅度差别较大;中低等别耕地整理后质量提升幅度较大,高等别耕地整理后质量提升幅度较小;土地整理已成为区域耕地质量提升的主要驱动力。建议将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耕地质量的提升幅度作为项目立项、审批、验收的硬性指标,进一步强化土地整理项目质量管理;优先选择中低等别耕地或中低等别耕地相对集中的区域进行整理,保障和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土地整理持续进行。     

耕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改善了农业环境吗？ ——基于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检验

研究目的:基于2007—2016年26省农业生产数据,测算"面源污染"和"碳排放"两类非期望产出下的农业环境效率,构建"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流转并未显著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但耕地利用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2)耕地流转有助于扩大耕地利用规模,进而在样本中对农业环境效率呈现负向影响。与此同时,耕地流转对农业环境效率也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正负效应基本抵消;(3)耕地利用规模主要通过改变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进而负向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研究结论:农业环境效率受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和强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明显的传导路径,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环境效率,在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政策时,要注意结合地区农业生产力和地理环境,避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同时鼓励规模经营主体引进农业绿色环保技术,注重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利用。     

耕地细碎化、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常德市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视角，分析耕地细碎化、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耕地经营规模与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2）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受耕地经营规模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当耕地经营面积较小时，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正向影响；当耕地经营面积较大时，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负向影响。与此同时，耕地细碎化会削弱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正效应。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受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的共同影响，为了提高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适度扩大耕地经营规模的同时，要整治耕地实现集中连片，扩大地块规模，降低耕地细碎化。     

中国耕地供需变化规律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中国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满足粮食安全的耕地供给之间的消长关系及变化规律,以期为国家土地利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首先提出关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即满足粮食安全的人均耕地需求）和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的假设。然后对历年中国耕地的统计数据进行订正,重建1980 — 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据此计算了同期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反映耕地需求和供给的对比关系）,并验证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假设。研究结果：保障粮食安全的人均耕地需求数量逐渐降低,耕地压力指数虽先降后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中国在基本满足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生态退耕,因而满足粮食安全需求的耕地供给不断减少,同时人口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安全状况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耕地压力指数非但没有加重,反而有所减轻,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耕地非农化逻辑斯蒂增长过程的推导和证明,显示了两个拐点分别出现在1980年和2050年,前者是从缓慢到加速的转折点;后者是从增长到停滞的转折点,保证粮食安全的耕地供给将趋于稳定。其间还有一个由加速到减缓的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研究结论：城市化 — 工业化用地需求和粮食安全用地需求可以兼顾。     

农地资本化视角下的耕地非粮化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资本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农地过度资本化问题的防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随着耕地价格上涨,耕地价格与耕地非粮化存在“U”型关系,“U”曲线在耕地价格为969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耕地价格上涨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作用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2）耕地价格与非粮化的“U”型关系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存在区域异质性,“U”型关系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在耕地价格为876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较全样本拟合曲线的极小值拐点约降低90个单位。研究结论：农地适度资本化未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而当农地过度资本化时,耕地价格上涨会促进耕地非粮化利用。未来在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政府有效介入,正确引导和监管市场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完善用途管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