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教育支出增长——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流动性约束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缓解。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物质或文化资本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且在金融发展低水平地区作用更明显，这体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吗

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具有逐利、排斥的特性,这使得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现象,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716个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能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高、低水平区域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抑制作用。为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与居民预防性储蓄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解释影响我国居民储蓄消费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决定居民储蓄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当期的居民收入,利率对居民储蓄有显著的影响;我国居民储蓄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的成分,但并不十分显著,此外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从而导致居民较高的预防性储蓄。     

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的影响——基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视角

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韧性、降低其金融脆弱性是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部分替代熟人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实现对家庭风险的分担，且数字金融发展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功能的影响机制包括：推动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形成借贷行为挤出社会关系网络借贷，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需求；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积累审慎性储蓄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实现重大风险转移以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黏性。相比数字金融覆盖的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的替代作用更强；对农村和户主有外出生活或工作经历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分担家庭风险时存在互补关系，否则表现出替代关系。本研究有助于了解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家庭风险分担渠道的变化，并帮助脆弱性家庭提高抗风险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评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低消费水平家庭的人均消费,增加家庭在食品、家庭设备、交通和其他方面的支出来提升家庭消费;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提高金融素养、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升支付便捷性等渠道来实现家庭消费水平的改善,且这三个机制约解释了基准效应的68.9%。数字普惠金融正向消费效应的主要受益群体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进一步分析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青年人群过度消费的概率。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获取一直存在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发挥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大于产出,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企业产权、区域以及监管强度的异质性。     

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吗？

金融科技以金融业的科技创新为桥梁,通过改善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助力实体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选择2003—2016年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外的上市公司样本代表实体经济企业,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探讨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即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在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的后期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处于“U”型的上升阶段,即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正逐步得以实现。     

数字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不仅影响了传统金融业务,也助推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对我国宏观调控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理,并实证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比较了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的作用效果。发现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均具有明显时变效应,整体上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同参考目标上量价调控效果存在差异,在产出水平方面,数字金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降低了数量调控的传导效率。而利率对数字金融冲击的响应以及产出对利率冲击的响应均呈现较大波动性,增加了价格调控的不稳定性;在物价水平方面,相对于价格调控,数量调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更加稳定;从贡献度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具有持续增强的影响效果。文章研究结果对优化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有一定的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降低区域金融风险了吗——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为传统金融业、金融体系发展增加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新风险，金融风险防控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本文通过构建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区域风险水平，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GMM模型对数字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风险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接着添加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对数字金融指数进行维度拆分，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和渠道，最后分析金融监管力度松紧不同、存在地区差异情况下，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造成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数字金融发展对解决融资约束困境、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压力起到有效作用，有效抑制区域金融风险产生，产生间接影响的主要渠道是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而使用深度的子维度移动支付，则是导致使用深度发挥作用的主要推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数字金融会带来更高的零工工资吗?来自网络兼职招聘大数据的证据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探究其对畅通双循环发展的相关机理和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时间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双循环发展的推动效应呈现指数倍增特征;空间层面上,其推动效应呈现空间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更加突出,在东部地区却并不显著。据此,从完善国家金融体系、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升数实融合水平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消费金融激发农村内需潜力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庞大，是数字消费金融发挥作用的一片“蓝海”。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已逐渐形成以农村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网络分期购物平台为多元主体参与的、多种模式共存的服务格局。但仍存在产品同质化明显、应用领域较少、供需不适配等问题，农村内需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消费金融行业融资困境尚待解决，需警惕合规风险。数字消费金融作为农村消费的“助推器”，能够通过激发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增长。本文通过厘清数字消费金融激发农村内需潜力的赋能路径，即一条直接路径与三条间接路径，探索出未来使用数字消费金融助力释放农村扩大内需战略的可行措施：促进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壮大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加强农村金融产品与消费品供给能力，实现供需适配；进一步提高消费金融机构的风险抵抗能力；进一步完善农村消费政策体系，促进数字消费金融健康发展。     

数字金融能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吗——来自102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呈现出长足发展态势,作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部门,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时代背景下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我国102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GMM动态面板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收敛作用,货币政策会削弱其收敛作用,资本充足率会增强其收敛作用,数字金融会通过提高非利息收入和科技投入的传导机制,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监管策略、货币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

自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热点话题,农村消费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巨大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本文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提升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增加0.18%;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约0.165;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表现显著,但影响效果具有区域差异。     

我国银行高储蓄率现象的经济分析

银行储蓄率居高不下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国银行储蓄率持续走高主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导致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市场本身特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因素.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银行系统、资本市场三方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应规范居民的储蓄行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储蓄欲望,积极改变观念提高消费水平,大力发展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