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来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检验

为缓解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我国在2020年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于2017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此次货币政策的外生变化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货币政策宽松时会增加对金融资产的配置。进一步通过中介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有助于解释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宽松货币政策促进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较差成长性的企业和高经营风险的企业中更显著。     

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吗？

金融科技以金融业的科技创新为桥梁,通过改善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助力实体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选择2003—2016年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外的上市公司样本代表实体经济企业,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探讨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即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在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的后期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处于“U”型的上升阶段,即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正逐步得以实现。     

探析现代企业金融资产投资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国际化和多样化,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各国企业都逐步增加了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因此,金融资产的投资风险也越来越大。本文主要从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性出发,浅析目前金融资产投资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企业控制金融资产投资风险有所帮助。     

探析现代企业金融资产投资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国际化和多样化,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各国企业都逐步增加了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因此,金融资产的投资风险也越来越大。本文主要从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性出发,浅析目前金融资产投资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企业控制金融资产投资风险有所帮助。     

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实体企业热衷于从金融市场获取投资收益，个别企业甚至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倾向，成为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对2009~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向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具体数据展开研究，并以同期沪深两市3567个有效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投资金融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显著相关，这种过度金融投资行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给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新的阻力。     

金融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义与对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行业之间竞争力随之加大，实体经济生存越来越难，金融投资的引入可以使实体经济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实体经济发展中由于金融投资的介入规避了资金流周期长的弊端，使实体经济获取更灵活的投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企业的资金流动，能够获取更高收益，助推企业向前发展。     

数字金融、内驱机制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视角

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探究了数字金融推动实体企业增长的内驱机制与作用机理.采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未参股金融业的非金融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和实体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具有较强发展实力和良好外部环境的企业,数字金融通过驱动技术创新遏制了源于"借势取利"企业的金融化趋势,并助推...     

企业ESG表现与金融资产配置：刺激还是抑制？

企业ESG表现是真心实意为了可持续发展还是助推自利行为的“漂绿”工具?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ESG表现越好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即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刺激效应;动机识别检验发现,投机套利是企业“漂绿”ESG以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的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业绩表现好、环境规制弱（即“压力”小）,内部控制质量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机会”寡）,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低、国有产权（即“借口”少）的情形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刺激效应会受到抑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表现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内在逻辑,对完善企业ESG评价体系、抑制企业“漂绿”现象,从而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所启示。     

货币政策、异质性企业与产能过剩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而货币政策与产能过剩关系是传统货币政策文献所疏忽的。将金融约束的异质企业引入到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资本利用率有正向影响,且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资本利用率的作用大于国有企业;(2)异质性企业投资错配造成了中国产能过剩,具体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因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它们不一致的投资行为;(3)从政府福利损失的角度分析,不同金融约束的异质性企业其福利受到的货币政策冲击有明显差异,引入资本利用率的货币政策规则能显著减少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研究——以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的影响为例

文章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研究证实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不对称现象,发现货币政策对高科技小企业投资和净值的影响比对高科技大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意味着在制定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时需要考虑金融加速器效应。     

儒家文化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传统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有利于降低金融化动机。渠道分析表明,儒家文化主要通过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管理层自利动机和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等路径影响金融化。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彰显文化自信,贯彻落实以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文化强国战略。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研究——实体经济债务视角的解释论证

通过构建开放经济视域下含有金融加速器的两国DSGE模型,利用2006-2020年的季度数据和脉冲响应技术结合中美货币政策实践进行模拟检验,从实体经济债务视角就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解释论证,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使得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债务偏离稳态水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债务的风险累积和风险暴露程度存在异质性,并且冲击结果受到中国应对措施的影响.基于此,货币当局应寻找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实现中关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之间的平衡点,完善金融风险监管制度,构建公平有序的信贷资源配置环境和稳定汇率预期.     

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营运资本动态协同视角的修正分析

以2002年～2011年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附加营运资本的静态与动态投资效率分析模型,考察营运资本管理与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微观机理及静态与动态协同效应.实证表明: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会自发调节营运资本来“平滑”固定投资波动、提升投资效率,且这一“内生平滑”行为会强化“外生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调节”作用(正向协同);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对内生平滑具有逆向协同效应,即货币政策越宽松,营运资本平滑水平越低.传统模型由于忽视了内生与外生协同效应,故低估了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水平.本研究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评价机制,拓展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研究的分析视角与实证逻辑.     

房地产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研究——基于2008～2009年货币政策调控背景的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文章以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8～2009年为时间窗口,基于Richardson(2006)模型,对货币政策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控制企业的投资效率较低;在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背景下,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即在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仍旧存在较大的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民营控制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本论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要考虑到微观经济实体背景的差异性,否则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效力。     

从DCF的角度看企业价值提升 ——实体自由现金流量模型

本文主要从DCF的角度讨论如何提升企业价值,得出了企业应从增加现金流量、降低资本成本、延长高速增长时期、提高现金流预期增长率等方面入手提高企业价值的结论.     

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