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成为政府和公众普遍关心的大事.在土地征收中,突出问题之一是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农村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失衡探讨

地方政府角色失衡是农村土地征收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该文从公共利益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出发,阐述了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征收中的作用边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角色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其形成机制,表明地方政府极易超越公共利益目的征收土地、过度干预土地市场运行并侵害农民合法土地权益,偏离了其应有的作用边界。最后,提出了矫正农村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角色失衡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明确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归属、培育健全的土地市场、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建立多方参与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等。     

探讨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何为“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这是近年来农村土地征收中的焦点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引发了大量的冲突和社会矛盾,而导致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深层原因在于公共利益被泛化,使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经常出现滥用征收权、征地范围扩大化以及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要保障农民的权益,必须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通过探讨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方式及界定主体,最后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程序提出建议。     

保障农民权益，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和生产的最基本要素,历来为人类社会所关注和珍视,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成为保障农民权益中最重要的内容。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用地经由征收转为国家建设用地。而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制度的变迁使"公共利益"界定模糊愈演愈烈,从而引发大量矛盾。     

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针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在土地征收目的和征收补偿制度两个方面存在的缺失,本文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缺失做出了分析。本文认为,完善我国的土地征收目的必须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时,对土地的补偿应以市场价格为准,让农民从征收后的土地增值中分享利益。这也是经济学中资源效率配置对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的直接要求。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比较及借鉴

近几年我国土地征收问题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征地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在我国居于第一位.征地问题的存在,归根到底是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完善导致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低、补偿范围窄、补偿方式不够灵活,都迫切需要改革.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是征地制度的基础,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是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前提,意义重大.     

我国农地交易中利益分配的法律探讨——基于农地发展权及其归属

农地发展权是与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相关的权利,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农地发展权归属承包该土地的农民所有,可以降低农地交易成本、规范征收行为及抑制农地的过度开发。土地征收应当根据补偿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予以不同的补偿,对于非公共利益的征收应当对农地发展权予以补偿。国家应当以合理的税费设计参与农地交易的利益分配。农地发展利益应当归属农地承包者,同时考虑农地交易对集体经济组织内其他成员的利益及集体利益的影响,并予以适当补偿。     

我国农地征收中的农地产权研究

农地产权制度不仅影响土地资源配置及其效率,而且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我国土地征收冲突的频繁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权的扩张和农地产权的缺位。分析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和程序,农村土地产权的缺位集中表现在:公共利益模糊、产权主体参与程度不够深入、补偿机制不合理、救济途径缺失。最后,从保障农地产权的角度提出我国农地征收制度的完善必须在理念上确立制约征收权、保障农地产权的立法精神,在法律程序的设计上必须强化对征收权的制约和农地产权的保障。     

拆迁补偿之公平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越来越快,房屋拆迁已然成为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现象.然而,由于房屋拆迁背后所牵涉的诸多利益,故演绎成各种社会纠纷和集体矛盾,不仅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且对被征收者以及政府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拆迁补偿过程中的公平性是否对被征收方的抵制行为有所影响.通过对浙江省征地实例调查,结合行为模拟分析对于拆迁公平判断的影响.     

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异化、反思及超越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征用)权存在的前提,也是其限制。由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征地实践中,假公共利益之名,谋商业利益之实屡见不鲜。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公共利益被异化滥用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流通与公共利益界定悖论下的现实选择。中国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府角色和土地财政同样是中国征地困境的内在逻辑。厘清公共利益的边界,培育农民的博弈力量,引入物业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给予被征土地农民充分补偿,是审视现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征地制度后可能的突围方向。     

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程序、补偿和效率

公共利益在本质上是个人利益的加总,在个人利益不能够总是完全一致的条件下,公共利益只能够在立宪层次上实现,公共利益的判断需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中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需从不同角度加以完善,在程序上,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听证会来界定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补偿上,把补偿作为征收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附带条件,制定补偿确定的原则条款;在效率上,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具体分析每一项土地征收的成本和收益。     

基于利益主体的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调查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与社会统计方法对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困境调查,分析了不同利益主体对土地利用规划的社会认知、指标分配和实施作用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项为实现土地利用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以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为核心的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度供给,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度需求存在矛盾,为从制度分析视角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物权法》中的公共利益范围及其界定

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对土地房屋的征收拆迁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对什么是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界定.人大权力机关应对涉及的问题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进行审议,使公共利益得以公平公正的判断.     

房地产税能否化解土地利益分割的矛盾

本文认为我国开征房地产税的立足点不是刺激"房地产泡沫",而是长远的制度建设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因为征收房地产税的目的是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抑制腐败"、"打击投机"和"平抑房价",过分夸大房地产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功能.因此,虽然征收房地产税的意义重大,但用于短期调控是不妥的,只有完善经济制度建设,才能切实化解我国土地资源利益分割的矛盾.     

当前家地征收制度的绩效考察——基于结构一行为一绩效框架的分析

当前农地征收制度对我国城市建设、地方财政以及捉民生活影响巨大,既带来了城市建设的迅猛发辰和城市区域的快速扩张,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本文运用SCP分析框架,对当前衣地征收制度中相关主体的权利结构、行为及社会绩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对现行征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应缩小政府的征地权限、提高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征地程序违法的责任探究

当前我国土地征收违法现象比较严重,土地征收违法,既包括实体违法也包括程序违法,程序合法是征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要素之一。程序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笔者就征地主体程序违法行为的类型及责任方式探究,这对从法制根源遏制土地征收中的违法行为,无疑有十分重要意义。一、征地程序违法释义土地征收程序是征地机关在行使土地征收权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在征收过程中,征地机关既是决定者又是执行者,很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滥用行政权力,任意征收土地,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防止其滥用土地征收…     

当前农地征收制度的绩效考察——基于结构-行为-绩效框架的分析

当前农地征收制度对我国城市建设、地方财政以及农民生活影响巨大,既带来了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区域的快速扩张,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本文运用SCP分析框架,对当前农地征收制度中相关主体的权利结构、行为及社会绩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对现行征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应缩小政府的征地权限、提高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的缺陷分析与完善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存在着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征地范围过于广泛、补偿制度设计不科学等缺陷。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这使得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造成实际分配不公和土地开发时机被延缓。这需要通过明晰土地产权、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地范围、确定土地征收合理性补偿标准以及改进土地安置补偿模式来逐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     

农民财产权保障视角下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未给予农民财产权充分保障.表现为：“公共利益”界定不明;补偿标准过低、测算依据不合理、补偿范围过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缺失;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补偿金分配不到位;征收程序缺乏正当性;因此,在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结合国内具体特点,应当采用“概括＋排除”的方法界定“公共利益”;扩展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丰富补偿方式;引入司法救济,充分保障土地权利人的参与权.     

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

台湾是中国的晚开发地区,清代前期,台湾各地特别是台北淡水河流域的土地赋税关系大多处于无政府状态,民间土地开垦与政府赋税征收的相互脱节现象相当普遍.清代中期以来,政府虽然采取许多措施,试图加强对于民间土地开发与赋税征收的控制,但是始终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民间在土地开发、交易和登籍纳税等方面所采用的家族行为,在清代台湾土地赋税关系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