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税法规制下中国企业绿色竞争力深化研究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环境税法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规制,在中国实施较晚,绿色经济效应尚不明朗.在环境税法规制下,企业竞争力从传统模式向绿色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本研究借助于结构方程模型,基于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在环境税法规制下,实证性地比较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竞争力和传统竞争力驱动路径上的差异,解析了环境税法激励的微观机理,提出了中国企业从传统竞争向绿色竞争的转变路径,从而促进了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地理位置、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转型

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波特假说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文章将地理位置纳入波特假说的分析框架中,从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地理位置的公司在环境规制下的创新转型行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助于提升污染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进而促进企业转型;与地处中心城市的企业相比,处于偏远地理位置的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对偏远地区企业创新转型的积极作用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缓解偏远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促使其在环境规制背景下顺利实现创新转型.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全面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所面临的阻力,而且为我国的“城市圈”扩容建设以及财政补贴资金向偏远地区倾斜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 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来自武汉城市圈的证据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2)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在论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g＆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g＆D支出增加0．19％,专利数量增加0．30％,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部分证实。     

环境成本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为例

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纠正外部性的手段,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反而妨碍企业的技术创新。而迈克尔.波特则认为政府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还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本文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为例,阐述日本的环境保护的规制标准对丰田等日本汽车企业在节能环保技术创新的激励与促进作用,并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重化工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DEA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化工业技术创新及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后位居效率前沿面的行业较规制前大幅增加,较强地支持了“波特假说”;然而对于极少数行业,环境规制并未提升综合技术效率。进一步计算其非期望产出不足率发现,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污染物排放严重过剩。最后将重化工业分为四大类并提出相应的规制建议。     

环境规制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升级——基于节能低碳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为探究节能低碳能否顺应制造业“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的战略目标,释放环保与经济双重红利,文章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制造企业出口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考察前端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绩效的效应和机理。研究发现：节能低碳政策显著改善了企业出口绩效,包括出口规模扩张、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出口产品价格降低;机制检验揭示了节能低碳政策通过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出口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加工贸易企业对节能低碳政策更敏感,而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节能低碳政策对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据此佐证了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的“强波特假说”,对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前端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政策启示。     

制约、双赢到不确定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相关性研究的演进与借鉴

环境经济学的传统假说认为,环境目标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权衡,环境规制制约企业竞争力.但由于其严格假设损害理论的普适性等原因而遭质疑,由此诞生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双赢假说.双赢假说引入动态的创新机制,打破新古典静态分析框架,提出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可获得"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以后,一些学者通过对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因素的研究,提出二者存在相关性不确定性的假说.文章系统阐述二者相关性研究的演进过程,挖掘它们在假设、方法论、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