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研究

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全面推进下,各国经济关系深入发展并日趋紧密,经济全球化形式不断加强,为推进资产的优化配置和跨国经济的布局,中国企业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尤其针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急剧上升,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投资中的风险不可规避。针对此,本文将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为切入点,分析其存在的政治、经济及投资自带风险,进而寻求应对策略,实现直接投资的更大范围延伸。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更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是我国极为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2003年-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外资开放程度、法律制度、监管治理、政治的稳定性和腐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需求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优化及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为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源动力。我国政府和对外投资企业应积极抓住"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良好契机,以适度均衡化和差异化为原则,优化"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打造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本文基于中国在沿线直接投资的格局概况及特征,对不同区域的直接投资格局进行区域差异性优化分析,并全面梳理其优化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推进中国对沿线直接投资格局优化的对策建议。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其沿线区域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沿线国家日益成为我国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重要目的地。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规模和结构、畅通国际大循环,发挥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促进效应和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显得尤为重要。采用57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我国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全面分析其出口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并存,效应因国家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在空间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共同特征。第二,我国对沿线相对欠发达国家和相对较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动机存在差异,并导致出口效应存在异质性;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而且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整体来讲,对相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带来的出口结构优化作用比相对发达国家更为显著。因此,我国未来要在充分考虑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的基础上,精准选择与优化投资方向,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发挥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效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选择Logit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第三,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2007—2015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他变量技术禀赋、政治稳定性以及与东道国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子样本的检验中,子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而且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也各不相同,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研究

近年来,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为全球合作发展与治理开出的一剂中国药方。文章在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合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该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企业类型及投资方式,并探索性地指出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潜在风险,以期对其规避提出有益思路。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44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了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来华留学教育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来华留学教育规模的大小和国家间地理距离的远近而发生变化;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更多流向了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水平较低的国家;通过奖学金等相关优惠政策带动来华留学规模的增加则会导致来华留学教育对OFDI的促进效应失灵。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国际人才战略和投资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相关移民政策,此外高校也应改进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保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现状及优化策略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还适用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交通投资研究。在海外投资中,对当地交通投资一般倾向交通硬件基础设施的前期投资,以换取该交通线路经营权的方式收回投资并获取一定收益,投资的方式与方向决定了海外相关交通投资中必然会遭遇一定的政治风险与经营风险,尤其是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政治风险与经营风险的等级比较高。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需要全面考虑将要面临的风险,并根据风险等级积极制定相应的规避措施,以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代重要的发展策略。2013年以来,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与沿线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对外投资数量也呈持续的增长趋势。新加坡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范围内重要的对外投资国家。本文重点分析我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对新加坡产生的影响,以及新加坡自身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综述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快速增长,而中国对该地区进行投资能否顺利实现国内去产能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待验证。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第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学术界观点并不一致;第二,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影响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较少,未来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江苏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江苏省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投资数量上升,投资金额增长,但是对各个国家的投资存在差异。江苏省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带动了江苏省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并且进口效应大于出口效应。对江苏省而言,应因地制宜,差异化制定投资策略;对东盟而言,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并且积极寻求投资;对江苏省和东盟而言,应继续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战略合作。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挑战与对策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提升各国贸易额及降低贸易成本,同时还能够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逆全球化影响。在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中,市场准入成本高、投资政策协调难以及政治风险大是主要挑战。为此,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跨境电商、自贸区、文化软实力来推进"一带一路"供应链、价值链和文化链重构,从而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     

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关系分析——基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实证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为样本：（1）分析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总体水平;（2）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3）检验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及产业结构和资源补缺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呈稳步上升趋势,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且增加研发投入是重要途径,产业结构和资源补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