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研究——以福州市白沙镇为例

以福州市白沙镇乡村旅游地区为案例区,依据农户现有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农户就业情况、主要收入来源、是否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四大标准,将白沙镇乡村旅游区农户划分成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混合型、旅游兼营型和旅游经营型。以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适用于乡村旅游地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旅游经营型和混合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农户;五大类型农户的的五类资本的平均数水平较低,仅物质资本的平均指数较高为0.528,其他四类生计的平均指数都小于0.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管旅游优先旅游发展,推进乡村旅游人才建设,推进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目的]探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及其对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及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Pandey等(2011)提出的适应能力评估框架,采用2015年底抽样调查的600多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并选择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搬迁农户适应能力对其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结果]不同适应性水平搬迁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耕地面积、住房面积、物质资产、人均纯收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对他人信任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结论]生计资源致使农户生计适应能力表现各异,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农户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农户社会资本和网络,均有利于提升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世界遗产地农户旅游生计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丹霞山为例

农户可持续生计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提出旅游生计效率的概念及理论模型,构建生计资本的投入指标(旅游用地面积、旅游资金投入及劳动力投入)和以家庭旅游年收入为主的生计产出指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计算了广东省丹霞山128个农户的旅游生计效率。结果表明,农户旅游生计效率总体水平较高,均值为0.7485,旅游对提升农户生计效率作用显著。旅游用地、资金及劳动力的投入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农户需合理配置投入要素才能有效提高生计效率。家庭区位条件、教育水平、人情开支、旅游技能以及旅游生计方式数量对旅游生计效率有正向影响。     

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目的]探索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对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该研究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对北部沿河区和南部梁外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进行了调查与对比分析,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1)北部沿河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于南部梁外区,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南部梁外区。北部沿河区农户选择以农为主生计策略的比例高于南部梁外区,而选择以非农为主的比例低于南部梁外区。(2)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影响两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共同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对两区域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的选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然资本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比较而言,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态政策影响较小的北部沿河区农户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均大于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南部梁外区。[结论]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具有区域差异性,生态政策是促使农户生计状况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政策的作用下,农户的生计策略仍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同时生态政策也通过影响农户可实际运作的生计资本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户生计状况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SLA框架下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以广西山区农户为例

目的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框架,对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进行深入研究,为职业分化背景下促进农户多渠道创收以及实现山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多值选择模型,以广西山区的540家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户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纯农户与非农农户向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分化;自然资本丰裕更能吸引农户向纯农户或以农为主的兼业分化;增加金融资本有助于兼业农户专注于农业生产,也促使非农经营主体投身于农业经营;物质资本影响农户向纯农户或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农户转变;拥有自身务工经历的农民更易于选择以农为主的兼业形态,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因提升其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从而有助于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分化的程度因距离中心市场的远近而存在差异。结论 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向不同类型的职业进行分化,应从鼓励农户兼业化实现收入多元化以及鼓励乡村精英返乡创业的视角,适应不同类型农户分化需要,为调整农户生计资本,维持生计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和政策保障。     

乡村旅游内生发展框架下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策略

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依托农户内在源动力可促进乡村旅游产业长效发展,最大可能为农户带来受益,改善农户自身生计状态,并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造条件。乡村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农村社区参与、促进农民增收,在发展中制定合理机制、保证当地农户充分参与,最终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实际生活水平的提升。乡村旅游内生发展框架下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需要引导乡村内生发展路径,持续改善旅游发展环境树立正确营销理念,拓宽营销渠道,增强农户抗风险能力,发挥农村集体资产优势。     

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分析*——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目的］探索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明确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为提高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脱贫致富能力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以地处甘肃藏区的夏河县为例,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在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活动及其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1）缺失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生计最为脆弱; 基本型农户的经济收入最低,生活最为贫困; 发展型生计策略农户无论是生计多样化指数,还是经济收入都显著高于基本型和缺失型,生活更为美好。（2）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发展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且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普遍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且金融观念落后; 社会资本非常有限,且同质性较强,当农户遭遇生计风险时能够寻求的外部帮助十分有限。［结论］发展型生计策略为该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引导该地区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引导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增强其脱贫致富能力的对策建议。     

农户感知视角下乡村旅游效应及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延安市为例

［目的］近年来,乡村振兴、旅游脱贫等政策背景下,中国乡村旅游开发如火如荼,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乡村旅游地的人地情感关系得以重构。旅游效应是从侧面反映旅游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途径,农户感知的社区旅游效应更具有直观性与代表性; 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内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体的心理认同、喜爱和依恋等感觉,能较好表征农户与社区的情感关系。［方法］因此,以延安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从旅游效应切入,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于麦克米兰（McMillan）及查维斯（Chavis）提出的归属感内涵,分析该发展现状下的社区归属感,并利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辨析乡村旅游效应对社区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子,以期从一定层面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1）研究区旅游效应整体表现为正向,但社区收入分配不均、社会文化氛围变差效应较明显。（2）研究区的社区归属感值与同类研究对比较低,案例地间分异较大。（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各异,居住环境影响城市近郊型旅游地社区归属感,边远景区依托型受社会保障和邻里氛围影响更明显。［结论］总的来说,农户感知的旅游效应较好,乡村旅游通过影响农户对社区地域、社区内人群情感综合体的认同与喜爱决定社区归属感; 相较于经济效应,乡村旅游背景下环境效应与社会文化效应更主导农户的社区归属感。     

旅游驱动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变化及提升对策研究——兼顾不同社区参与模式的比较

生计韧性理论作为人地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对推动社区、农户家庭风险的防范、可持续生计的建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重点将生计脆弱性、生计恢复力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相结合,建构生计韧性评估框架,并结合社区参与模式的差异,对旅游发展前后乡村农户的生计韧性变化进行评估和比较,据此提出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对策。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对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建构存在正负效应,既能有效提升农户生计抵御能力,也会显著加大生计环境的风险;（2）总体而言,旅游发展能有效地提升乡村农户的生计韧性;（3）在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改善效果不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越深,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就越高;（4）旅游发展越成熟,旅游对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就越显著。基于此,要积极加大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力度,大力提升乡村旅游地社区和农户的旅游参与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社区的自治水平和强化社区机构力量,以构建共建共享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推动乡村旅游地社区农户生计的韧性建构和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目的]研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9年青岛市城郊4区3市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空间布局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2）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2010年各区市多呈失调状态,2015年以中级协调为主,2019年黄岛区实现优质协调,其他区市达到良好协调状态。（3）单一影响因子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2010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乡村旅游景点密度对2015年、2019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4）因子交互影响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各地区应着力于发挥乡村旅游资源要素集聚的推动力,培育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聚焦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

以福建省赤溪村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相关性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比例较高,但是旅游经营的项目单一;农户的学历、劳动力数量、地理位置、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培训的次数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作用;农户生计资本和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中的权力关系、可借款能力、家庭年收入、了解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有资源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完善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农户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完善扶贫资金体系,完善旅游供给侧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实行多项扶持的针对性建议。     

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目的］田园综合体作为探索城乡一体化及乡村新型发展的新模式,从生计恢复力视角探讨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研究利用实地抽样调查的413份农户家庭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进而量化分析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实施区新立镇与未实施区拔山镇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同时对比分析了两地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及各维度指标值差异; 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结果］（1）研究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差距较小,但实施区新立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内部差异较大。（2）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对提升农户的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有显著效果,但在自组织能力提升上暂未发现明显改善。（3）在影响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因子中,农户社会参与及学习机制存在较大障碍,区域间未见显著差异。［结论］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但农户在社会参与及学习层面仍有较大不足,建议在地区建设中应加大对农户无形资产的投入,关注农户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北京市怀柔区西庄村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旅游作为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手段,而旅游业的发展对乡村用地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典型城郊旅游村庄西庄村的用地格局演变展开研究,识别当前旅游用地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对合理划定村级“三生空间”和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ArcGIS空间分析和马尔科夫模型,对1985—2017年西庄村用地格局演变进行定量研究。［结果］在旅游业影响下,西庄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持续扩张,耕地、园地和林地持续缩小; 用地功能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居住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的多功能转变,且各阶段转变的主导类型不同; 以旅游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呈倒“U”型趋势,不同阶段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爆炸式多点扩展、填补式内涵挖潜和稳定有序扩展模式; 旅游区位优势、旅游市场需求、先锋农户带动及政府乡村旅游政策是典型城郊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结论］乡村旅游业发展应结合村级“三生空间”划定,科学划定产业用地空间,控制旅游用地无序扩张,促进乡村空间有序发展。     

营销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以承德市为例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我国的乡村旅游目前存在着产品深度开发不够,整体服务质量偏低,定价方法、营销渠道、促销方式相对单一等问题,只有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经营者注重产品的深度开发,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和多样化的营销渠道、促销方式,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欠发达县域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桑植县为例

乡村旅游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给旅游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深挖乡村旅游资源的思路。以旅游欠发达县桑植县为例,对比桑植县周边县域旅游业发展情况,结合SWOT分析法,指出了桑植县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劣势,提出了资金、市场、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议,对旅游欠发达县域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具有借鉴意义。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本文以英国国际发展部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通过对黑河流域张掖市农户风险应对策略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t模型对农户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最显著的因素,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自然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最不显著的因素。研究同时还发现,可以通过增加金融资本、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等措施,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以修武县为例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实现乡村振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式,乡村旅游由于其强大市场优势、巨大的造血功能应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更突出的作用。河南省修武县作为拥有3000年历史的中华古县,近年来以美学路径发展乡村,形成以云台山为主打的乡村旅游产业,走出了一条独居特色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新路径,具有示范性和可推广性,总结修武县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创新思路等意见及建议,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