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研究综述

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速度不断加快,留守在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数量也不断增多,导致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相较以往变得更加严峻。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查阅、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主要从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现状、养老问题和解决对策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未来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新疆区域多维贫困测度及评价

为了精确瞄准贫困县目标,全方位剖析贫困原因,精细划分贫困层次,文章将贫困县的概念从一维拓展到多维,提出了多维贫困县的维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量化了新疆多维贫困县的程度,分析了贫困县特征,准确的定位了新疆极端贫困的县,为有效制定扶贫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模式探讨

随着中国城市化及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数量愈来愈多,农村养老问题日趋严峻。相比较于传统养老模式而言,互助养老模式具有减轻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负担、提升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和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发展的优势。然而,目前在实施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模式过程中,存在政府帮扶程度不足、社会支持力度不到位、农村供给能力有限等问题。因此,基于社会支持视角,从完善制度体系、保障资金来源,加强社会宣传、提供互助服务,丰富服务内容、提升参与意识等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从而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提高其养老生活品质。     

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关系研究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因此,探讨子女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2012年CFPS数据,分析了子女外出务工与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子女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多维贫困,且对男性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减缓作用明显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子女外出务工主要通过经济、生活和社会途径减缓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但同时加重了农村留守老人健康与精神贫困。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启示。     

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的测度

基于2013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共8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的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并对指标和地区进行分解。测量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有35.7%的职工住户家庭存在至少3个指标的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卫生设施、饮用水和生活燃料3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四大国有森工林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多维贫困,其中内蒙古森工林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研究认为,应从多个维度改善重点国有林区的贫困状况,加大对教育、健康、卫生设施、住房等多方面的扶贫力度。     

河北省农村空巢老人现状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空巢老人问题日渐严重。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空巢老人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解决农村地区空巢老人问题提供参考。     

我国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养老模式比较与选择——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

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得到了较早的关注,国家从社会保障方面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养老保障网,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起步较晚,其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养老保障形式更为严峻：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随着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日趋弱化,机构养老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均及服务质量过低的问题,惠及农村老年人的“新农保”的保障水平过低。这其中需要引起重点关注的是大量留守在农村的空巢老人,其经济来源单一、生活照料缺失、精神生活空虚等问题愈加严重,亟待解决。     

新型城镇化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

农村养老问题是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短板。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老龄化问题日益引起重视的同时,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农村空巢老人经济、生活与精神上的压力不容忽视,但传统家庭功能弱化以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养老体系与养老资源供给问题等因素,是导致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的主要原因,需要从农村养老保障与空巢老人养老困境特点出发,以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解决。     

老年人多维贫困测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AF法从健康、经济、教育、精神四个维度测算新时代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并对多维贫困指数分解,进一步利用Logistic模型探究新时代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多维贫困测度体系的四个维度中,至少一个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90%,且两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30%。（2）经济维度对老年人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健康方面,其中经济维度的退休金指标剥夺程度最高。（3）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除子女是否供养因素外,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层面因素均显著影响老年人多维贫困,生活完全自理、婚姻有人陪伴、在城镇居住对老年人多维贫困有显著缓解作用。     

地理资本视角下村级多维贫困测度及贫困类型划分*——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调研数据

[目的]精确测度村级多维贫困以及划分贫困类型,是当前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精准脱贫的战略需求。[方法]文章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的调研数据,构建地理资本视角下村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指标贡献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方法系统揭示了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贫困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1)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两端大中间小的"哑铃状"结构,贫困程度极化特征显著,区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空间分布上,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从渝东北、渝东南分别向渝西地区逐渐减轻的特征,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2)重庆市贫困村贫困类型主要分为单资本缺失型、双资本缺失型、三资本缺失型、四资本缺失型4个类型,其占比分别为9.07%、20.27%、66.91%、3.75%,三资本缺失型是最主要的贫困类型。[结论]重庆市贫困村致贫因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各自的贫困特征,因地制宜地开展差别化的帮扶工作。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力争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寻甸县贫困格局与贫困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之一。科学揭示县级区域贫困格局、分析致贫因子,可以促进县级区域性减贫战略更好地实施。方法 文章运用多种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研究了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贫困格局,多维度剖析该区域致贫因素。结果 （1）寻甸县农村贫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和贫困空间效应,其贫困发生率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形条件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性。总体上,寻甸县南部、县政府所在的街道仁德及其附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普遍较低,该县北部的联合乡、六哨乡、甸沙乡等乡镇贫困发生率居于较高水平,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乡镇的区位条件和地形条件相对较差。（2）相比2014—2016年,2017年寻甸县各乡镇（街道）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其原因主要是2017年该县对所有排查出的“问题户”进行整体性的高强度整改、使得2017年末该县多数贫困户得以脱贫。（3）空间误差模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的增加、每公顷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降低均可促进贫困发生率下降。结论 多数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新时期中国西南山区贫困格局、致贫因素、减贫路径及模式,亟需深入研究,这也对强化贫困地理学的研究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为清晰识别边疆民族地区牧户贫困程度,为后续精准扶贫政策及牧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以边疆民族地区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1.25美元、2美元和2300元为贫困线标准,运用VEP估计方法对牧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畜牧业生产行为与草原生态政策选择行为4个层面综合构建牧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Logit计量模型。[结果]牧户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发生率为4.07%和63.47%,其中贫困和非贫困牧户的贫困脆弱性分别为96.88%和62.06%。户主年龄、家庭规模以及绵羊、牛、奶牛、马和山羊的出栏数量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反向显著关系,而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出栏羊单位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显著正向关系,选择禁牧与草畜平衡牧户的贫困脆弱性更低。[结论]降低以中青年为主的牧户的畜牧业风险,构建中小牧户链接到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鼓励牲畜种类多样化以及持续实施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生态政策,是降低牧户贫困脆弱性与提升可行能力的重要路径。     

济宁市农村综合空心化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

[目的]基于济宁农村调研获得的66个村庄数据及501份村民现实生活状态问卷,以空心化在人口、土地、产业三方面特征为依据,构建农村综合空心化测度的指标体系,定量与定性结合研究综合空心化的影响因素与机制。[方法]文章运用熵值法计算村庄综合空心化指数,采用因子分析法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提取综合空心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归纳综合空心化的影响机制。[结果]济宁市农村空心化的区域差异明显,综合空心化差异低于人口和土地空心化区域差异,但高于产业空心化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村庄规模、设施水平、土地收益等是济宁市农村发展的关键因子,其中人口劳动活力、村庄土地收益、人口土地规模是农村综合空心化的显著影响因素;特定发展阶段使农村人口劳动活力变低,受制度约束村庄土地规模相对上升;产业与就业向城镇、开发区集聚导致村庄土地收益降低,设施服务相对落后加剧人口劳动活力降低;农户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越高,返村意愿越弱,但其恋土情结又使宅基地退出滞缓,最终导致人口劳动活力降低,村庄土地规模相对上升。[结论]综合空心化是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治理农村空心化,首先,要承认乡村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剧有其必然性;其次,发挥乡村多功能价值,围绕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壮大特色乡村产业;第三,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使村民获得的权益由部分实现到充分实现。     

秦岭陕西段乡村民宿旅游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乡村民宿在快速发展下已成为国内外游客体验中国乡村文化的热门选择,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方法 文章选取旅游资源丰富的秦岭陕西段乡村民宿作为研究内容,通过携程民宿、美团民宿、去哪儿民宿等多种渠道,统计出秦岭陕西段乡村民宿312处,利用百度地图坐标拾取工具获取民宿点经纬度地理信息,结合空间分析方法探究此区域的民宿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 （1）秦岭陕西段乡村民宿空间分布呈现“全局离散、局部聚集”的特征,其中西安长安区、蓝田县、商洛柞水县、宝鸡太白山区域、渭南华山区域分布较为密集,其他县区分布较为稀疏。长安区和蓝田县的空间集聚现象相对均衡且连片发展广布。（2）乡村民宿集聚分布受旅游政策、人口因素、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旅游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秦岭陕西段乡村民宿与交通条件、水系分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结论 秦岭陕西段乡村民宿旅游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坚持生态保护、改善交通条件、提升美丽乡村水系规划建设、加强乡村民宿与秦岭人文自然资源的联动、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绿色旅游的乡村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将乡村绿色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量化,以期对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方法]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根据1~9标度法对指标两两打分,根据每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赋值,计算权重,使指标得以量化,进而确定各个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总顺序。[结果](1)基于绿色旅游的乡村发展系统的主要构成因素有游客、居民、政府、资源、环境,资源、政府、游客是该系统的重要角色扮演者,且绿色资源系统是发展乡村绿色旅游首先被考虑的因素;(2)资源不合理开发比例、居民绿色旅游教育培训力度以及营销宣传力度是影响绿色旅游乡村发展的三大影响因素。[结论]基于绿色旅游的乡村发展要注重乡村绿色资源的条件,着重从保证乡村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加大对居民的绿色旅游教育培训力度、注重对当地绿色旅游的营销宣传,扩大旅游区的知名度入手。     

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乡村聚落空间上的差异化,深刻影响着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及进程。截止目前,基于空间角度对整个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的研究尚无,为推进东北地区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和乡村聚落的转型,文章对其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分析。［方法］该文采用最邻近距离指数、平均分布密度、核密度估计法,借助GIS101,对2016年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进行测算与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1）东北地区乡村聚落呈随机分布类型; （2）其下辖的36个地级市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均处于最低等级,且南部高于北部,极化现象非常明显; （3）东北地区乡村聚落在空间规模上表现出由边缘地区向中部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规模较高的聚落集中在中部地区,包括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长春等市; 规模较低的集中在边缘地区,包括大兴安岭、鹤岗、延边、白山、盘锦等市。［结论］地理位置、城镇化率高、人口净流出大是引起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原因,且解决人口净流问题是核心关键所在。     

河北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现实需求,科学客观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分析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对因地制宜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法测度结果,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分异格局,借助逐步回归、GWR模型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结果]（1）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显著,以中等水平为主;（2）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呈现“双核”分布特征;（3）年平均气温、人口密度、第一产业占比、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用机械化总功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率7个因素为影响乡村人居环境的主要因素,各因素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且在不同分区上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结论]该文揭示了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以中等水平为主,冷热点区均呈现“双核”的格局特征,探讨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素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为因地制宜制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测度和评价长江经济带的乡村生态韧性,实证检验其影响因素,为维持全流域乡村地域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泰尔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乡村生态韧性进行测度和评价,运用PCSE、FGLS方法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1）在时序演变上,长江经济带的乡村生态韧性有所下降,乡村生态韧性均值从2010年的0.215下降到2019年的0.200;（2）在区域分异特征上,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并未出现明显极化现象,但各地区乡村生态韧性总体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且上游、中游和下游不同流域段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全流域各地区乡村生态韧性差异的主要原因;（3）在空间格局上,全流域呈现出上游、中游、下游梯度下降态势,且空间演进呈现“东北—西南”格局,总体上空间布局的演变较小;（4）影响因素发现,农村信息化、财政支农与长江经济带的乡村生态韧性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村经济增长、农村人力资本、城镇化发展与乡村生态韧性呈负相关。结论 建议以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生态化发展,构建合理的留才引才机制,深化数字乡村建设,推进绿色城镇化,构建城乡环境共同体,健全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以提高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     

喀斯特地区农村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

[目的]喀斯特农村地区低值粗放的能源利用方式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强烈胁迫,薪柴过度使用造成植被破坏,从而加剧土壤侵蚀,成为诱发石漠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明确不同喀斯特地区农村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是喀斯特生态系统恢复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生态研究领域的一大议题。[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喀斯特峡谷、高原山地和槽谷3种不同地貌类型的石漠化治理示范区的能源结构特征与消费现状,利用Tobit和Logit模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1)喀斯特地区用能结构单一,电力使用率达99. 31%,但对薪柴的替代进程缓慢,薪柴使用率仍高达83. 10%,其他能源使用率均不足50%,不同地貌区能源结构差异显著。(2)喀斯特地区农村能源消费量整体偏低且以薪柴消费为主导,人均能源消费量仅占全国人均消费量的40. 32%,薪柴消费量占总能耗的50. 69%,其余能源均不足20%,不同地貌区能源消费差异明显。(3)家庭人口数量、年纯收入、养殖牲畜数量、耕地面积、煤矿以及政策对喀斯特地区农村能源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能源政策可以有效促进新能源使用。[结论]针对喀斯特峡谷区、高原山地区和槽谷区依次提出能源服务配套型、金融贷款合作型和企业入驻引资型3种模式建议,对优化喀斯特地区能源结构、保障石漠化治理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