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耕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对比研究

［目的］农民耕地原子化程度不断加深,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不能适应农村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山东部分农村地区农户进行耕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对比分析,以促进农村地区耕地流转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以期加速农村地区市场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方法］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文章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 11个可测变量构建农户耕地转出和转入意愿模型,以山东省6个地区549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耕地流转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耕地转入和转出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且标准化路径系数都为正; 主观态度对耕地转入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负,对转出意愿的标准化系数为正; 11个可测变量分别对相应的潜在变量都有显著性影响。［结论］行为态度对农户耕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效果不同,转入耕地的农户主要从耕地固有价值出发,而转出耕地的农户主要从经济理性考虑; 主观规范中4个可观测变量对农户耕地转出和转入的影响具有一致性; 知觉行为控制中农户的契约意识对耕地转出重要性大于耕地转入。     

武威市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农地流转是农村土地资源重新配置及高效利用的手段之一。本文基于农户收入视角和收入差距视角,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尼系数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地流转能够有效的增加农户收入;(2)纯务农人员比例、农业投入值以及单位面积土地收益是转入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因素;对转出户总收入、非农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包括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补偿金获得情况和固定资产值;另外,健康状况、土地流转面积以及流转合同签订对流转双方的收入均具有正向效应;(3)农地流转使转出户人均收入高于转入户人均收入,且使得转出户的收入差距拉大,转入户的收入差距缩小。因此,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流转户制定不同的政策来积极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在增产增收的同时也要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竞争力。     

基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的灵山县农地流转成因分析

[目的]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家庭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农地节约利用水平提供一定科学参考价值。[方法]文章选择灵山县为例,采用7个行政村4个居委12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劳动力、收入水平和土地资源等方面分析了流转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并简要分析了流转地块规模及其地理位置特征,最后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解析了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对农地转入行为和转出行为的影响。[结果](1)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大;家庭劳动力以非农业为主;户主文化程度主要以小学初中为主;距离集市较远的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比集市周边农户多。﹙2﹚流转耕地主要是破碎,偏远,较贫瘠的地块。﹙3﹚农户转出行为与外出家庭劳动力数,户主文化程度及年龄与呈正相关;地块类型及面积,位置呈也正相关。农户转入行为与农户家庭种植业,畜牧业收入比,农业机械呈正相关,与农户劳均耕地地面积,距离集市距离等因素呈负相关。[结论]目前与农户耕地流转相关最重要的是农户家庭劳动力数,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和农户家庭地块大小的自然特征,尤其是地块地理位置对农户流转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林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38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户生计非农化、林地转出意愿状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使用Ologit模型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林地转出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所占比例和非农就业时间所占比例对农户林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收入所占比例每提高1%,农户不愿意转出林地的概率降低20.63%,愿意转出部分林地的概率提高4.30%,愿意转出全部林地的概率提高16.34%;非农就业时间所占比例每提高1%,农户不愿意转出林地的概率降低18.40%,愿意转出部分林地的概率提高3.87%,愿意转出全部林地的概率提高14.53%;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收入及荒山面积所占比例对林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总面积对林地转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户种田意识与耕地流转意愿研究——来自典型村的实证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两个典型村239户农户进行随机调查,探讨农户对农业耕作的意识及其耕地流转意愿。结果表明:50%以上农户认为农业比较收益相对低于外出务工;为获得更高收益,大部分青年男子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农业日常耕作活动"老、弱、小"化比较明显。农户从事农业耕作的首要目的为获得食物,其次为获得经济收入。对于耕地暂时流转,绝大部分农户(70.3%)愿意暂时转出,但只有少数农户(39.8%)愿意暂时转入,转出与转入意愿不协调;对于耕地永久流转,农户转出或转入耕地的意愿均明显低于暂时流转。     

山东省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根据2013年5月份山东省调研所获得的数据,选择probit回归模型,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山东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以及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工作、农业劳动者数量、家庭耕地面积、耕地的细碎化程度以及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这几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受教育程度高、农业劳动者数量较多以及现有耕地较多的农户,其转入农地的可能性较大;受教育程度高、参加社会保障、耕地细碎化程度低、有稳定的非农工作且非农收入比重较大的农户,更倾向于将自家农地转出。根据研究结果,在保持家庭经营制度稳定、维护农民种地积极性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等方面的相关对策建议。     

内蒙古自治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农地流转的现状,研究该区域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方法]以内蒙古3市为研究区,利用调研数据,并借助Logit模型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计算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倾向值得分,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计算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1)土地流转转入主要受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且为正向影响;土地流转转出主要受家庭人均资产价值的对数值、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土地流转价格的影响。(2)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较流转前而言,农地流转能够使转入户家庭收入有效增长0.202 0万元,使转出户家庭收入有效增长0.244 1万元,因此,农地流转对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影响效应要大于转入户。[结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应根据区域农地流转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理论,排序概率选择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细碎化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收益,对农户农地最优经营规模产生负向影响;(2)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入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使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减少;(3)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出意愿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增加,但农户转出意愿主要受非农就业影响。研究结论:为活跃农地流转市场,应采取农地整治等措施降低细碎化程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转入农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此外,应深化城市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非农就业岗位,以吸引农民市民化,使更多的农民愿意转出农地,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     

农户耕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252位农户的调查

耕地资源流转是解决耕地经营过于分散与现代农业建设矛盾的重要措施;农户作为耕地生产的直接主体,其行为在耕地流转决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构建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依据对成都市252位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转出耕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5．87％农户转出耕地;非农收入比重、地权稳定性、人均耕地面积、耕地细碎度、流转价格、离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耕地转出有较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地不同流转去向对转出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不同流转去向(流转给小规模农户还是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收入的影响,进而考察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相较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的增收效果。研究发现: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相比,将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未能显著提高转出户的收入。具体而言,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的增收效果仅体现为增加农地租金(进而增加农业收入),但其增收部分缘于农业补贴被人为地计为农地租金而非转移性收入,这使转出户报告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而且,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虽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但并未起到促进转出户提高非农收入和总收入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转出户的非农就业整体上已经较为充分,非农收入占比普遍已较高,且部分地区农地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是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的结果。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研究

乡镇政府、村委、普通村民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面临决策互动、利益纠纷。根据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中政府的作用,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分为政府强制型土地整治、政府主导型土地整治、市场介入 型土地整治三种类型。选取周口平坟、崖口村围垦—土地转让、成都建设用地票交易作为实证材料,运用 乡村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从根源上看清土地整治的现状。 发现区位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土地整治类型。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中的行事与乡村关系有很大的关联,制 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传统的乡村关系。因为市场介入土地整治在农村变得更有活力。同时进一步 探讨了引起制度创新的原因: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若政府强制交易,交易成本巨大。引入市场后,交易顺畅, 城镇化速度加快。国家政策给予试点的机会是出于对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区域的政策倾斜。     

从城乡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看农村改革路向

[目的]"城市病"与"乡村病"既是城市与乡村各自发展过程出现问题的表现,又是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累积的结果。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的视角出发,探究农村改革的重点路向。[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计算二者各自的综合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耦合协调度。[结果]从理论分析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理论上"耦合"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处于"区域分异"状态、发展任务艰巨且要求分区域精准施策;目前我国城乡耦合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级,70%的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亟待通过外力干预逆转。[结论]"治好城乡两种病"不但要靠城乡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又需要"外源性"动力推进。从改革路向看,要结合农村实际实施差异化改革路径。并紧扣农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针对性地破解发展难题。存在生态及自然资源优势的后发地区,应改革产业培育方向,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改革重点应放在调整城乡分工与利益分配上;要改革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城市资本下乡打开通道,使城乡融合由"离散型"转向"连续型";坚决破除"小农经济"思维模式禁锢,改革我国农业运作模式,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作为着力点。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因素及其评价

[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旅游业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大力乡村旅游,但发展结构单一、建筑资金不足、资源浪费等许多问题对新农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在此背景下对其因素分析势在必行。[方法]通过查阅文献及对专家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应用物元模型多层次地分析乡村旅游现状,通过对指标体系的评价探讨乡村旅游业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善的方面。[结果]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等级为3级,发展趋势一般,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资源、环境及开发3个指标中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发展旅游的同时环境保护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结论]文章基于物元模型及评价体系清楚地分析了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乡村自然资源,全面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步伐。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环境正义实现途径

［目的］为改变乡村旅游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方法］结合使用文献综述法和实地调研法,基于环境正义理论,将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分析乡村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结果］一直以来,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都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给乡村旅游地及其周边区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乡村旅游种际环境非正义和人际环境非正义。［结论］代内人际环境正义的实现是解决乡村旅游环境问题的关键,确保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正义导向和矫正当前存在的环境非正义是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方面。实现乡村旅游环境正义,一方面应增强主体的环境正义意识、构建公正的环境相关制度以确保乡村旅游未来发展的环境公正导向,另一方面应探索建立乡村旅游生态补偿制度对已经造成或现阶段无法避免的环境非正义结果进行矫正,实现补偿正义。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农业农村信息采集工作分析

［目的］近年来,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成为社会各界探讨的热点,5G时代即将来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大背景下,农业农村信息采集工作日趋重要。通过多年发展,农业农村的信息采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在信息采集渠道架设、采集方式、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培养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当前的农业农村信息采集模式不能较好反映农业农村现状和全貌,特别是在以5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农业农村信息采集方式面临了诸多问题。［方法］文章阐述了现阶段的农业农村信息采集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分析了目前农业农村信息采集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尝试探索新的农业信息采集模式。［结果］基于新技术、新工作布局对农业信息采集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大胆的设想,提出了新的工作思路。［结论］能够创新数据采集方式、优化采集资源配置、提高采集数据质量,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打好数据基础,提供优质数据服务。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申请取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农村村民依法向当地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才能合法使用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申请取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前提与基础。理论界与学术界对宅基地使用权取得予以高度重视,但主要观点散见于用地标准、"一户一宅"等方面论述中,鲜有系统的、全面的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制度改革与完善的论述。文章对宅基地使用权申请取得的概念进行了剖析,阐述了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土地及宅基地制度政策的演变。从申请取得资格的认定、申请原则与面积标准、审批与监管等方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总结宅基地取得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际,从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合理认定申请取得资格,完善申请取得原则与面积标准,严格申请取得的审批、加强监管等方面提出改革与完善的建议,以期为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参考,进而为我国深化改革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中国农村人口趋势的脆弱性分析

[目的]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变化的历史趋势与轨迹过程分析,判断人口变化趋势给农村发展带来的脆弱性,从人口变化趋势方面提出提高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建议。[方法]借助脆弱性分析方法,通过既有的长时间、多角度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的总体趋势、少年儿童组人口趋势、老年组人口趋势的脆弱性进行分析。[结果]从各个方面来看,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都在使农村的脆弱性增强;少年儿童组人口的减少趋势造成了农村4个方面的脆弱性增强——未来发展动力更为缺乏、乡土文化传承困难、农村社会资本转型放缓、公共产品投入回报率低,其中公共产品的回报率低与少年儿童组人口的减少趋势互为因果地增强了农村的脆弱性;老年组人口大幅度增加趋势使农村发展活力下降的同时,与所需的养老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问题,共同导致了当下劳动力的回流困难,加重了农村的脆弱性。[结论]应通过促进农村资源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引导公共产品投资的多样化、公共产品按需精准供应等多方面政策相结合,降低农村人口趋势所带来的脆弱性,增强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乡村振兴的我国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

目的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瓶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矛盾促使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持续发展。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剖析我国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为我国推进乡村发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差距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通过阐述“乡村地域系统”的概念，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刻剖析我国乡村地域系统中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基于此提出可持续发展路径或措施。结果 目前，我国乡村地域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空心化严重，人才、劳动力双重流失；农业生产力落后，乡村经济乏力；公共服务条件差，宜居性有待提高等。因此，振兴我国乡村地域系统要注重空间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及社会可持续性，要从强化“中心镇”功能，重组乡村经济结构；活化传统农业，培育经济新兴业态；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宜居环境入手。结论 当前，农业农村应构建和培育有较大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中心，以此为突破口振兴乡村地域系统。强化“中心镇”特色产业培育、公共设施建设、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充分发挥其集聚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改变农业农村资源要素的组合利用方式，将“互联网+”“旅游+”“生态+”深度渗透并融入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加强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生产基地，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