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精准识别指标体系的西藏贫困农牧民生计入户调研*——山南市8县抽样调查

[目的]深入研究西藏高原贫困人口生计状况与脱贫致富潜力,为精准扶贫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参照国家统计局标准范式和国务院扶贫办调查问卷,并结合当地资源条件、生产生活特征和民族习惯,设计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问卷。选择西藏自治区山南市8个县的42个预脱贫村入户调研,采取分层抽样法访谈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果]对贫困家庭人口规模和结构、劳动力就业与技能、家庭收入和来源、生产成本、居住条件、用水安全、文化教育、医疗状况、社会保障、生活消费和支付能力等进行了调查,基于贫困家庭视角对主要致贫原因等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分析,获得了贫困农牧民生计状况较为详实的第一手数据。同步构建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指标测算表,对样本户逐个统计、分类、归纳,获得九大类指标分析数据,获得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结论]有效抽样调查贫困户238户,98. 32%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当地贫困标准线(3 312元),91. 24%的家庭综合评估已经实现稳定脱贫,61. 34%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相当于或者超过了西藏自治区2016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064元的水平。绝大部分贫困户已经实现稳定脱贫,不愁吃、不愁穿、居有其屋,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有了显著改善,农牧民就业渠道逐渐拓宽,收入稳步增加。但是,仍有极少部分贫困家庭由于缺乏劳动力、家人长期患病或残疾、缺乏致富技术及手段、多子女上学负担重、缺乏发展资金、新建家庭基础条件差等原因而陷入困境难以自拔,需要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持续扶持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新时代扶贫事业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扶贫对象逐渐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文章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在城镇相对贫困线下获得的结果远高于在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该结果也表明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能够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湖北省长岗村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问题,提出治理农村贫困不应仅仅以某一固定的贫困线作为依据,而应以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为目标,消除困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和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     

基于增能赋权视角的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研究——以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期,脆弱脱贫户和边缘户能否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需仔细审视。因能力匮乏、权利缺失导致农户贫困脆弱性不容忽视,增能赋权成为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关键路径,赋权是增能的先决条件,增能是赋权的物化体现。本文基于2018年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实地入户调研数据,从增能赋权视角出发,探讨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及可持续生计形成,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修正,基于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资源禀赋差异、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群体差异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增能赋权均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增能赋权是缓解贫困脆弱性和形成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桥梁;(2)增能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陷入"新相对贫困"的尴尬处境,赋权不足可能导致非贫困村滋生"灯下黑"现象;(3)赋权对缓解贫困户贫困脆弱性效果更明显,生产权利和就业权利赋权将缩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差距。     

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略已步入成果巩固阶段,贫困不再仅是物质贫困,还延伸至风险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农业风险是中国农村因灾致贫的根源之一,若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所致损失,就有望降低贫困脆弱性。本文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对样本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非建档立卡农户仍具有贫困脆弱性,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随机性-暂时性”贫困农户占比较大;农业风险冲击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区分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后可见,保费补贴对建档立卡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巩固脱贫成果、缓解贫困脆弱性及防范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研究*——以四省藏区为例

[目的]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展开测度与分解,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阶段四省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方法]借鉴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提出多维贫困治理的测量方法,利用四省藏区484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四省藏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进行测量与分解。[结果]四省藏区收入和住房维度的治理绩效突出,但在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意识维度表现出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差距明显;青海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最高,云南藏区排名靠后,主要受居住环境和医疗意识维度限制;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成正比。[结论]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方面,但贫困农户的现代思想与发展意识还较为匮乏。因此,一方面,在安排教育、住房、医疗等项目时,不能单纯追求数字层面或指标层面的脱贫,应当辅以相应现代思想的教育引导,转变贫困农户的落后陈旧意识,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把基础教育作为解决四省藏区深度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采取有效的举措重点解决学生不愿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问题,并转变陈旧的子女教育观念,以防止教育维度的代际传递。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西南地区水贫困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通过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为解决西南地区水贫困及水资源短缺问题找到了新的途径和思路。方法 文章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从资源、设施、能力、使用和环境五方面确定22个指标构建重庆市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水贫困进行测度,并利用GIS软件,依据自然断裂点法,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将其划分为高水贫困区、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5个差异区域,同时利用GeoDa软件对水贫困测度结果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1）重庆市水贫困资源系统和使用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渝西和主城等经济相对较为发达、人口密集的区县,设施系统和能力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等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环境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且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2）重庆市水贫困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椭球状”结构,高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占比较少,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占比较多。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需根据不同水贫困特征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综合治理重庆市的水贫困问题。（3）重庆市水贫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的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巴南区和沙坪坝区,低值区分布较集中,高值区分布较零散,无高高集聚区。结论 重庆市水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可从以分别对各区域水贫困进行治理。     

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研究——以贵州麻山地区代化镇为例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发展缓慢或者返贫现象突出。该文以贵州省"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背景,着重从贵州麻山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外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方面分析了贵州麻山地区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贫困陷阱,并研究了导致该地区陷入贫困循环陷阱的原因。文章以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为基础,探讨分析了麻山地区存在的4因素贫困循环链,即环境要素制约型贫困陷阱、物质资本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基础设施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和人口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文章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现有理论基础,提出错综交织的循环链扣是麻山地区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最后,总结了摆脱困境的5条政策性建议。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目的]研究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提供借鉴参考。[方法]文章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1 25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VEP方法对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使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南疆三地州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31,贫困脆弱发生率为16.93%,且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地区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地区。家庭能熟练说普通话人口占比、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业保险情况、社会资本、是否收入多样化、所在村庄地形、是否通公交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健康冲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据此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促进农户积极投保农业保险、提高农村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范围、重视农户健康贫困脆弱性等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洪涝脆弱性评估——以南京、武汉和成都为例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系统面临洪涝灾害的风险形势也更加严峻。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洪涝脆弱性评估模型,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运用模糊集对分析法判断样本所属等级,对南京、武汉和成都的城市洪涝脆弱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12—2016年,南京市平均洪涝脆弱度最低,受低人口密度、建成区高绿化率以及较高经济密度作用,洪涝脆弱性整体呈下降趋势;武汉市平均洪涝脆弱度最高,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建成区绿化率过低导致洪涝脆弱性呈现恶化态势;成都市平均洪涝脆弱度位于中等,受人口密度下降、经济密度和排水管道密度上升的影响,洪涝脆弱性呈下降趋势;提出了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合理调整城市化速度、兴修排水基本设施等降低长江经济带城市洪涝脆弱性的建议。     

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分析*——以甘南州夏河县为例

［目的］探索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明确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为提高贫困民族地区农户的脱贫致富能力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以地处甘肃藏区的夏河县为例,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在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活动及其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1）缺失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生计最为脆弱; 基本型农户的经济收入最低,生活最为贫困; 发展型生计策略农户无论是生计多样化指数,还是经济收入都显著高于基本型和缺失型,生活更为美好。（2）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发展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且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普遍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且金融观念落后; 社会资本非常有限,且同质性较强,当农户遭遇生计风险时能够寻求的外部帮助十分有限。［结论］发展型生计策略为该地区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引导该地区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引导农户形成发展型生计策略,增强其脱贫致富能力的对策建议。     

经营农户生计系统脆弱性分析——以三江平原为例

与国内大多数村庄不同,三江平原农村社区的耕地资源较为丰富,当地大多数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种植规模化与机械化、生产资料与农产品商品化、劳动雇佣化、农业生产投入资金信贷化等显著特点,文中称之为经营农户。然而在日益卷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下,在自然与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下,农户经营盈余非常有限,其生计系统仍然异常脆弱,维持着低水平的年吃年用生存型经济状态。     

社区层面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适应能力表达——以宁夏盐池县GT村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GT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及二手资料整理等方式,并通过生计脆弱性指数(LVI)衡量了GT村气候变化下不同农户的脆弱性程度及相应的适应能力。研究发现,农户对于降水集中性以及极端气候能够很敏锐地感知到,但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生计策略和家庭结构的不同感知程度、表达方式和衡量工具有很大区别;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时表现出了高脆弱性;能够迅速提高抗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是外出打工,这不仅使农户拥有了现金流,而且达到了能力建设的效果。     

宅基地退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 ——来自安徽金寨的证据

研究目的：探究宅基地退出在脆弱性视角下的减贫效应,厘清宅基地退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路径。研究方法：基于2019年安徽金寨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模型,基于期望贫困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宅基地退出的减贫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宅基地退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1）在现行贫困标准下,有18.66%的农户面临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2）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3）宅基地退出通过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和改善生计策略来降低贫困脆弱性。研究结论：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宅基地退出与扶贫的联动机制,改进返贫预警的识别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重庆市16个区县为例

[目的]通过分析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拓宽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为研究区扶贫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重庆市16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贫困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法从县域尺度上评价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借助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分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类型。[结果]研究区共有13个区县贫困农户的分项生计资源表现为缺乏状态,其中5个区县表现出多项生计资源缺乏的状态,评价结果可为今后的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补短板"提供导向依据; 16个区县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属于中度协调类型,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区县耦合协调度大致呈左偏态分布;仅3个区县的相互关系为协调发展类,其余13个为过渡类和失调衰退类,多数区县当前在处理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暂无有效的双赢模式。[结论]根据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空间分异特点,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予以提升两者协同关系。     

贫困农户外出就业研究——以甘肃省会宁县为例

本研究在采取典型访谈、农户调查等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和探讨了贫困农民外出就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外出就业对贫困农户家庭、家庭经济、农业生产等方面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