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LM模型的城郊型村庄农户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研究*——以大西安地区1 441户农户为例

［目的］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剖析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对促进农户增收和推动村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原理和方法,以大西安地区城郊地带1 441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次对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1）农户和村庄对农户收入差异的解释程度分别为7989%和2011%,表明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2）在农户层次,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经营结构各因子对农户收入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非农收入占比（0638）、务工人数占比（0433）、劳动力数量（0388）和种植结构（0333）等8个因子对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0336）和土地经营规模平方（-0000 1）起负向作用。（3）在村庄层次,村庄的产业类型、区位条件和土地流转等对农户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诸多因子又通过影响农户层面变量的收入回报率对收入起间接调整作用。［结论］农户收入差异问题作用途径复杂,对于农户增收,应从农户及村庄环境等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入手共同解决。     

东北地区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东北地区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东北地区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水平,为政府部门精准实施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配套扶持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利用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301个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调研数据,运用交叉列表和多元有序logit模型分析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1）6312%的粮食型家庭农场有一定风险认知能力,土地经营面积在333~1333hm2（50~200亩）与1333~3333hm2（200~500亩）的家庭农场风险认知处于中等水平, 3333hm2（500亩）以上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低; （2）玉米种植型家庭农场风险认知水平高于水稻种植型家庭农场; （3）年龄、是否村干部、劳动力数量、土地经营规模、是否有自然灾害、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是否“三品一标”认证、金融支持、农推人员技术指导和新型经营主体间合作稳定对东北地区粮食型农户家庭农场经营风险认知有影响。［结论］应培养家庭农场主个人特质,鼓励支农惠农政策向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倾斜,从流程入手提高家庭农场风险防范能力。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种植优质专用小麦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农户种植优质专用强筋和弱筋小麦主要影响因素,为决策部门扩大优质专用小麦生产、进行小麦供给侧改革提供政策依据。［方法］文章运用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模型,以农户是否种植优质专用小麦为因变量,用反映农户户主特征和家庭情况、农业生产条件、农业产业化组织情况、区域政策支持情况的10个变量为自变量,对农户种植优质专用小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是否与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协议、是否统一供种、所在地区是否享受价格补贴政策等自变量具有正向影响,达到1%显著水平。农户家庭劳动力个数、农户文化程度等自变量具有正向影响,达到5%显著水平,农户非农收入比例具有负向影响,达到10%显著水平。［结论］农户是否与企业或者合作社签订协议、是否统一供种、所在地区是否享受价格补贴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扩大统一供种力度、加大价格补贴,是加快优质专用小麦发展的重点。     

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的实证分析

［目的］为合理引导农户积极有序地退出农村宅基地,亟需开展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选择偏好研究,准确把握不同类型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模式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为研制出与不同类型农户相适应的宅基地退出管理策略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选取福建省晋江市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区,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研究数据,基于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农户选择货币补偿模式的正相关影响因素有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宅基地与县镇距离和行为认知,负相关影响因素有年龄、受教育水平; 农户选择资产置换模式的正相关影响因素有家庭人口数和行为认知,负相关影响因素有宅基地与县镇距离; 农户选择指标置换模式的正相关影响因素有年龄、受教育水平、宅基地面积,负相关影响因素有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和行为认知。郊区非农业型农户适用于货币补偿模式,城中村非农业型农户适用于资产置换模式,郊区农业型农户适用于指标置换模式。［结论］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选择偏好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宅基地退出模式实施过程中,应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农村宅基地退出。在货币补偿模式下,应确保农户在城镇的保障性住房; 在资产置换模式下,应保障农户转变户籍后的福利水平; 在指标置换模式下,应提升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尊重农户的退出意愿与诉求。     

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方式选择偏好分析

研究目的:掌握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辨析农户能力资本与补偿方式选择偏好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能力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方式选择存在偏好,农户能力类型与补偿方式存在一定逻辑关系。人力资本充裕的农户,希望获取地力补偿;物质资本充足的农户,希望获取资金补偿;社会资本丰富的农户,则不希望获取资金补偿,倾向于社会补偿方式。农户人力资本与景观设计意愿、绿肥使用意识和参加培训数量相关性更高;物质资本与耕地规模、耕地质量和农田基础设施相关性更高;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满意度相关性最高。研究结论:耕地保护补偿方式设计应在现有基础上,掌握农户需求,了解农户能力水平,进一步探索补偿方式的多元化,针对不同能力类型农户匹配最优补偿方式,保障农户发展权益同时提升农户能力。     

葡萄酒产业纵向协作模式农户选择影响因素*——以河西走廊葡萄酒产区为例

［目的］构建了农户参与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分析的7个基本假设,对河西走廊葡萄酒产区农户参与纵向协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文章基于河西走廊葡萄酒产区农户的入户调查,运用判别分析法综合分析葡萄酒产业纵向协作模式农户选择偏好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河西走廊产区酿酒葡萄种植户显著地偏好“口头协议”模式参与葡萄酒产业纵向协作,“市场交易”模式次之,“合同模式”偏好程度最低,其选择率分别为4045%、3315%和2640%。（2）农户选择产业纵向协作模式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专用性投资是农户选择“市场交易”模式最重要影响因素。（3）“口头协议”与“书面合同”模式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监督管理对于双方协作非常必要。（4）“市场交易”和“口头协议”模式下的企业与农户普遍缺乏有效沟通,“企业—农户”之间松散的组织关系,极易引发合作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潜在“敲竹杠”风险,农户选择“书面合同”模式动力不足。［结论］位于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高价值区的企业,如何技术性的处理利益分配对双方影响深远。     

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与参与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项目不同,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有更大的自主性,因此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背景下,加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探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意愿,并识别出影响因素,寻求提高农户市场化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发力点。[方法]文章基于贵州省仁怀市208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和农户行为态度四个方面研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整体较高,81.25%的农户表示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家庭务农人数越多、家中有村干部、平地数量越多、坡地数量越少、对坡耕地经济收益越不满意、认为水质下降对作物产量影响越严重、越认同参与生态补偿可获得荣誉感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结论]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保障和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后的经济收益;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荣誉感和参与感。     

不同偏好农户秸秆处置决策选择及政策启示*——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目的］秸秆有效处置需要政府和农户相互协作。文章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秸秆处置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并进一步解析不同偏好类型农户秸秆还田决策的约束条件。［方法］基于适度社会化个体偏好理论,通过分析政府和农户不同决策策略下的支付函数,采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农户和政府之间的动态演化模型,分析双方演化稳定状态的不同参数要求。［结果］（1）秸秆处置选择上,相对焚烧意愿强的自利型偏好农户,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还田意愿更强; （2）不同偏好类型的农户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其偏好会发生挤入或挤出效应,即由自利型偏好转为社会型偏好或者相反。［结论］解决秸秆焚烧等现象的有效措施是促使农户偏好结构的转变,增加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由此获得的政策启示是,加强政府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以及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培育,促使自利型偏好农户向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转变,对提高农户秸秆还田等农村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意义重大。     

农户休耕意愿及补偿方式偏好——基于重庆十区县农户的选择实验分析

尊重农户意愿是休耕项目顺利推行及政策可持续的基础性要求。基于重庆十区县353户农户的选择实验问卷,采用多元Logit模型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农户的休耕意愿及其补偿方式偏好。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休耕意愿对各种补偿方式具有显著的积极响应;各种补偿方式是农户休耕的主要激励因素,环境意识、青壮年劳动力数和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户休耕意愿的主要个体因素;农户对补偿方式的平均偏好顺序为社保补偿>现金补偿>就业补偿>原粮补偿,但休耕农户对现金补偿、原粮补偿和社保补偿只存在异质性偏好,对就业补偿除了异质性偏好之外,总体上具有更大的平均偏好。因此,顺利实施休耕项目必须给予农户补偿,补偿方式建议结合农户偏好采取多样化、差异化设计。     

农户粮食收获损失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

［目的］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识别影响农户粮食（小麦、水稻、玉米）收获损失的主要因素,分解各因素的影响大小。［方法］文章采用OLS回归方法识别粮食收获损失影响因素; 利用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解出各因素的影响大小。［结果］（1）目前农户粮食收获环节损失均高于国家机械化生产技术要求,并且在收割环节损失率要远高于田间运输环节损失、脱粒环节损失和清粮环节损失小麦、水稻、玉米的平均收获损失率。（2）导致粮食收获损失的前五大因素依次是,小麦：异常天气、过熟期收获、严重虫害、小规模种植、未购买农机服务,合计解释了5767%的收获损失; 水稻：严重虫害、异常天气、间作套种、不富裕的人手、对收获粗糙的态度,合计解释了5074%的收获损失; 玉米：严重虫害、异常天气、赶种下茬作物、对收获粗糙的态度、较高的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合计解释了4694%的收获损失。（3）天气和虫害是造成粮食收获损失的最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2917%的小麦收获损失、3839%的水稻收获损失和3091%的玉米收获损失。［结论］恶劣天气和严重虫害是导致农户粮食收获损失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农户可以通过购买农机服务、改进对收获的态度、收获期间保障充足的人手等方式降低粮食收获损失。     

农户视角下土地整治与减贫满意度*——基于5省区86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目的］土地整治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减贫方式,从农户满意度视角研究我国土地整治政策的减贫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对完善我国土地整治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方法］文章选取2018年贵州、云南、广西、宁夏和青海5个省区共计869个农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决策模型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农户土地整治减贫满意度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775%的受访农户对土地整治减贫效果持满意态度,在农户属性方面,家中是否有干部成员在全样本和非贫困户中对减贫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 在政策宣传方面,农户政策认知对全样本、非贫困户、贫困户的减贫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田块平整及土地产量变化方面,田块大小及平整情况的变化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收入变化方面,收入增量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相关性较高。［结论］建议要合理调整和配置土地整治项目,平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资源配置,扩大土地整治的受益群体范围; 同时强化土地整治政策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参与土地整治的获得感和满意感,发挥土地整治促进扶贫开发的减贫效益。     

农户对休闲农业的认知及参与意愿研究*——基于山东省615份农户调研问卷的实证

［目的］文章以山东省615位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就农户对休闲农业的实际认知水平和对休闲农业的参与意愿进行实证分析。［方法］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参与休闲农业意愿的因素。［结果］（1）借助公共媒体、村委会及亲朋好友等信息渠道,农户对休闲农业的认知状况较为理想,休闲农业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环境功能均得到了农户的较高认可; （2）农户参与休闲农业经营的意愿较强,有7350%的农户表示未来愿意参与或继续参与休闲农业的经营; （3）受教育程度、风险承担能力、劳动力数量、资金支持、交通区位、旅游资源、对休闲农业的认知、宣传推广、前景预期、亲友的“示范作用”和组织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结论］山东省农户参与休闲农业经营的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提高农户的经营意愿,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依据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耕地保护及其必要性: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认知与意愿——基于珠三角的调查与实证

[目的]探究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对耕地、耕地保护、耕地保护补偿的认知差异,并通过回归方程探究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对实行耕地保护政策必要性认知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激发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优化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绩效提供依据。[方法]运用农户调查问卷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户认为实行耕地保护政策是否必要为因变量,以反映农户特征、耕作情况、耕地认知情况、耕地保护态度的13个变量为自变量,对农户认为是否有必要实行耕地保护政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农户类型在1%的水平上显著,纯农户认为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必要性低于两类兼业农户;性别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女性农户更认为实行耕地保护政策是必要的;家庭农业年收入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向影响;耕地质量和耕地保护行为认知程度这两个多分类变量均只有个别哑变量显著。[结论]加大农户层面耕地保护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国家级耕地保护补偿统一化,各省、市可实行差异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尽可能满足农户的真实诉求,给农户选择耕地保护方式的自由;鼓励耕地流转和托管,创新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农户分化视角下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农户分化背景下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农户分化背景下,非农收入越高和非农就业越多的农户更愿意选择完全退出进城居住方式;宅基地完全退出激励政策、令农户满意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政策以及有效的土地流转政策明显会提高其完全退出的意愿;农户对宅基地持有期限的预期和对产权安全的认知与其选择完全退出方式正相关,而是否愿意改变农民身份对于农户选择宅基地退出方式的影响并不显著。[结论]为有序引导农户完全退出宅基地进城居住,应根据农户需求的差异性,合理引导不同分化程度的农户选择合适的宅基地退出方式;制定合理的相关激励措施,促进已具有进城意愿和条件、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完全退出宅基地;加强土地流转工作,有效解决进城农户土地流转担忧。     

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与空间差异研究

［目的］分析评价江苏省现有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与空间差异对建立完善长效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和推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运用熵权-TOPSIS法,选取2010—2017年全省及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内11个指标,计算江苏省及三大区域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综合绩效值与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单项绩效值,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在2010—2017年8年综合绩效值由0189波动增长到0841,效果初现且具有较强推广价值。（2）经济效益绩效值以年均257%的增长率由0增长到1,效果最为显著,社会效益次之,生态效益自2013年后为绩效值中最低值,与前两项最大差距在05左右,反映出环境改善、农田质量提高效应远低于农户创收、社会公平效应,政策拟合度不高。（3）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效果存在空间差异,综合来看政策效果表现为苏南>苏中>苏北,苏南凭借经济优势在2016年和2017年的综合绩效值上比苏中苏北高出01、在经济与社会绩效值以002的差距领先且生态绩效值没有下降拐点,具有长效可持续性。［结论］现阶段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效果依赖地方政府经济实力,尚未形成良性长效机制,需从制度体系、环境经济手段、差别化补偿措施、农业补贴结构和宣传等5方面着手,推进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更好地服务生态环境。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20个县(市、区)的农户微观层面数据

本文基于福建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状况、社区特征等3个方面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类型、是否参加非农化活动、是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人均拥有园地面积等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大多数社区特征变量对农户贫困不具有显著性,显示农户贫困已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致贫的决定性因素。     

价值感知对农户技术采用倾向的影响及其条件响应*——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

［目的］农户是否采用农业技术事关农业技术推广的最终成效,目前相关研究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基于农户个体对技术预期收益、成本、风险等各维度感知的影响研究还较为欠缺,文章拟从此视角开展探析。［方法］从“感知—行动”分析视角入手,基于338家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综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方法,测度农户技术价值感知对其采用倾向的作用程度,并进一步考察各影响路径在决策者个体特征、地形条件、辐射圈层及农户是否参与农业组织等变量上的响应。［结果］预期收益和综合价值感知对农户的技术采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成本和收益风险感知则对其采用倾向有负向抑制作用; 决策者个体特征对技术综合价值感知及其影响采用倾向的程度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农户的技术成本认知、收益与健康风险感知影响技术采用倾向存在显著的地理条件响应; 是否为农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成员在农户的价值感知影响技术采用倾向各路径上存在较大差异。［结论］多渠道开展技术价值宣传、优化农业技术推广节点的空间布局、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推广效用、加强农业技术价值感知的测度与引导等措施均可对提升农户技术采用意愿有较显著的推动作用。     

农户生计分化与化肥施用行为*——基于江西省1 421户农户的调研

[目的]为清晰识别生计分化对农户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农户生计不断分化的现阶段化肥减量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江西省9市19县(区) 1 421份农户调查问卷,在分析生计分化的农户化肥施用特征变化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分化对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1)农户生计分化的化肥施用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化肥施用技术与认知特征、化肥用量依据及种类变化特征以及科学施肥激励措施特征3方面。(2)影响纯农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影响Ⅰ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性别、家庭耕地经营规模、负面影响认知、土壤污染认知、种类变更;影响Ⅱ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负面影响认知、种类变更。[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施肥宣传、技术推广、肥源替代以及引导土地适度规模化流转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家庭农场与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

［目的］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以集约化土地种植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将极大地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这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的选择性行为,也是政府主导和扶持的新型农民的政策缩影。文章探讨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下不同种植规模经营主体对于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行为差异和影响因素。［方法］以新疆棉区的1 043户小规模种植农户和683户家庭农场主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以家庭农场（种植面积267hm2及以上）为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家庭耕地面积是影响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 而文化程度、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村里是否有农业合作社是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的。(2)而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是影响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 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是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的。［结论］（1）农业技术服供给机构应根据农户经营种植的耕地面积,对用户进行分类管理。（2）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应协同基层部门加大对农业技术服务的宣传力度,全面提升种植农户的认知程度。（3）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业技术服务培育不同规模需求的优良农户。     

农户林产品交易中间商选择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348户农户为例

根据云南省348户农户林产品交易的调查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二元Logistic方法分析了林改后农户林产品交易的现状和农户选择中间商交易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是否参加培训、交易频率、运输的难易程度和技术适用度对农户林产品是否选择中间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是否为村干部、亲戚朋友是否从事相关工作、林地面积、林产品种类和林产品的品质认证情况对农户林产品交易是否选择中间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然后,针对农户在选择中间商销售林产品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