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基于DEA的传统农耕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测度*——以皖北为例

［目的］农业生产效率是衡量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准,其生产效率测度结果对研究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以皖北农耕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2017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构建农业生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虚拟决策单元,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从自评和他评的角度对2017年皖北各县级单元的农业经济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并基于结果的迥异进行效率、冗余及空间分异的分析。［结果］皖北地区农业生产整体效率较低,呈现出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 各种投入要素配置不尽合理,皆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冗余,整体上看塑料薄膜冗余最高、化肥施用的冗余最低; 空间分异显著,南北表现为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S”型趋势、东西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扁平状“v”型空间分异特征。［结论］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导致了皖北农业生产效率整体较低,应完善生产要素配置,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皖北地区农业整体性协调发展,提升地区农业生产效率。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演化博弈的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机制研究

［目的］企业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从企业参与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扶贫问题,发挥企业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由于外部性问题,政府行为对乡村旅游扶贫最终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客观上要求政府给予相应支持和规范,以更好发挥企业的扶贫作用。以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关系分析为基础,构建政府监管与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 从政府监管角度,模拟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演化博弈过程,分析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探索政府和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结果］（1）政府监管行为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实质扶贫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政府严格监管的强度。（2） 要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性扶贫策略,政府的支持措施要有力度,并保持严格监管的强大压力,对虚假扶贫的处罚要到位,解决企业在扶贫中的盈亏问题。（3）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扶贫过程评估机制和事后审计机制,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政府应发挥市场监管作用,保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结论］（1）获取足够多的收益是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基本条件,而政府足够强的监管则是保障企业长期进行实质扶贫的关键。（2）针对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难点,政府要强化对企业参与实质扶贫的激励机制,加大对虚假扶贫惩处力度,培育企业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优化企业介入环境,以提升企业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效率。     

基于碳排放的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及对策建议

［目的］为探索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法］分别运用SBM-ML指数模型与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4—2016年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对比分析，并采用ESDA法探讨了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产出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 2004—2016年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经历了由技术进步驱动转变为技术效率驱动再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驱动的过程，但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 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产出的二元全局空间自相关大体呈“N”型变化，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产出由不平衡发展逐渐趋向平衡发展。［结论］忽视碳排放的传统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实际有较大偏差。建议通过转变发展模式，探索粮食绿色增产道路； 因地制宜，有效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驱动； 不断推进河南省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产出的平衡发展3项措施来实现粮食生产的综合提升。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不同奶业产区奶牛养殖效率的比较分析*——基于266个养殖场的调研数据

［目的］奶牛养殖是奶业振兴的基础,近年来受到环境和资源要素的双重制约,提高奶牛养殖效率,准确把握影响养殖效率的关键因素对于破解环境和资源约束、提高奶牛养殖产出、保证奶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利用2019年全国五大奶业产区266个以规模牧场为主的调研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不同产区的奶牛养殖效率进行测算,探究影响规模牧场奶牛养殖效率的关键因素。［结果］（1）我国规模牧场奶牛养殖的规模效率、配置效率较高,技术效率、成本效率的整体水平较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不同产区养殖效率差异明显,大城市周边产区和南方产区的技术效率、成本效率明显低于其他产区,东北内蒙古产区、华北产区、西北产区的养殖效率整体较高; （2）对规模牧场来说,饲料粗精比、技术投入对奶牛养殖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具有显著正影响,用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对规模牧场整体养殖效率具有负影响,养殖规模扩大对奶牛养殖具有增益递减效果。［结论］政府应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奶牛养殖社会化服务,各产区规模牧场应根据区域特点,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合理配置养殖设施设备,从而提升养殖效率,推动奶牛养殖现代化发展。     

陕南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研究

［目的］贫困户对精准扶贫路径高质量选择和实施是走好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到2020年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顺利竣工、我国农村人口全面脱贫的关键因素，更是移民农户实现长效发展致富的充分保证。［方法］文章基于对陕南6个移民安置点的248户搬迁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和层次分析法（AHP）构建陕南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评价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陕南移民搬迁后续精准扶贫路径选择仅处于中等水平。精准识贫机制压力因素、精准扶贫行为主体响应因素严重制约着移民贫困户精准扶贫路径选择； 移民户自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直接决定着精准扶贫路径实施效果。［结论］应全面系统地从强化移民户自主脱贫意识、细化精准扶贫的幅度和层次、优化产业扶贫结构、提升精准扶贫要素耦合度等方面进行精准扶贫路径设计和选择，才能整合精准扶贫资源、提高精准扶贫绩效、提升陕南移民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西南边疆扶贫开发成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目的］探究扶贫开发成效对于国家进一步精确制定脱贫政策具有的借鉴意义。［方法］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扶贫开发成效,并探讨扶贫开发成效的影响因素,最后以云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云南省扶贫开发成效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2）各州（市）与经济中心距离与扶贫开发效率成正比,距离越远,扶贫开发效率越好,各州（市）经济密度、扶贫资金与扶贫开发效率具有负相关系,经济密度高、扶贫资金投入多的地区,扶贫开发效率越低,这与扶贫开发效率区域差异特征相吻合。［结论］在实践方面,为制定区域扶贫开发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启示,即区域扶贫开发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决策,以及实时把握客观规律,遵循规律的引导性。     

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北京市怀柔区西庄村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旅游作为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手段，而旅游业的发展对乡村用地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典型城郊旅游村庄西庄村的用地格局演变展开研究，识别当前旅游用地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对合理划定村级“三生空间”和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ArcGIS空间分析和马尔科夫模型，对1985—2017年西庄村用地格局演变进行定量研究。［结果］在旅游业影响下，西庄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持续扩张，耕地、园地和林地持续缩小； 用地功能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居住向旅游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的多功能转变，且各阶段转变的主导类型不同； 以旅游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扩展强度呈倒“U”型趋势，不同阶段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爆炸式多点扩展、填补式内涵挖潜和稳定有序扩展模式； 旅游区位优势、旅游市场需求、先锋农户带动及政府乡村旅游政策是典型城郊旅游乡村用地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结论］乡村旅游业发展应结合村级“三生空间”划定，科学划定产业用地空间，控制旅游用地无序扩张，促进乡村空间有序发展。     

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

目的 川西北高原藏区是贫困人口聚集区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开展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对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仍然难以准确理解。方法 文章应用地理探测器、空间自相关和GIS空间分析等模型,探究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影响因素对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和贫困发生率变化的交互影响,确定影响贫困变化的各主要因子适宜特征。结果 （1）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布存在三大热点区域和三小热点区域;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低—高聚集（LH）异常值区域。（2）GDP密度、年降水量、湿润指数、人均耕地、人口密度、总辐射等6个因子是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3）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差异显著,存在自然制约型、交通制约型、经济制约型和社会制约型等4种类型。（4）各因子之间呈相互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关系,两种因子的交互作用增强单因子对贫困化的影响,研究揭示的影响贫困发生率各主要因子最适宜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维度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为巩固扶贫成果提供参考依据。结论 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后扶贫时代,应当对热点地区、主导因素和不同类型贫困村进行精准施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构建多种产业模式。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的现状,对旅游扶贫效果进行评价,以期为提高区域旅游扶贫效果提供参考,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方法]利用武陵山片区县域的相关数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建立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利用LINGO编程测算了各个县域旅游扶贫效率和相对有效性,之后进行了投影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结果]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为0.550,处于中等水平;对于黔江区和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来说模型的最优解为1,这表明黔江区和务川县是DEA有效的,同时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其他县域模型的最优解均小于1,为非DEA有效;相对于现有的产出指标水平, 2016年武陵山片区大部分县域旅游业的投入冗余额均小于0。[结论]武陵山片区县域的旅游扶贫发展不均衡,大部分县域旅游业处于投入过量阶段。应提高资源配置合理化程度,因地制宜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加强旅游扶贫与市场需求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合理有效的旅游扶贫链,使旅游能够真正成为群众脱贫的利器。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 扶贫的效率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方法 文章以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分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介于69%~75%。（2）从时间发展演进来看,2014—2018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呈短期波动、大体增长态势。（3）从空间特征分异来看,疏勒县、察县等9个县属于潜力型;莎车县、英吉沙县等7个县属于朝阳型;洛浦县、巴里坤县等3个县属于黄金型;阿合奇县、阿图什市8个县属于衰退型。（4）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投入冗余集中在农业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现有投入水平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产出效益比较低。结论 为提升扶贫效率,针对4种不同效率形态,对精准的扶贫优化策略提出对策建议。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

[目的]旅游扶贫已成为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探讨是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提。[方法]在识别鲁南贫困区域并测度该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评价该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构建贫困指数识别该区域的贫困状况;运用离差最大化决策法对鲁南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比较排序,并分析鲁南不同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IPA方法分析鲁南贫困县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可行性。[结果]鲁南绝大部分县区贫困指数较高,贫困程度较深;各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水平差异较大,分布不均;利用贫困指数与潜力指数将鲁南县区划分为高贫困—高潜力、低贫困—高潜力、高贫困—低潜力及低贫困—低潜力4种类型,其中山亭区、蒙阴县、沂南县、泗水县等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较高,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相对较好,其他县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可行性相对较低。[结论]鲁南各县区进行乡村旅游扶贫时需正确认识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优势资源条件实现脱贫,旅游扶贫可行性较低的区域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扶贫方式,切勿盲目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效应及提升研究

[目的]乌蒙山会泽片区属于连片集中特困地区,文章分析其旅游扶贫效应,以期为其他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对于丰富和发展区域扶贫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该文采取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建立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片区游客人均消费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乌蒙山会泽片区客源人次、综合收入、游客人均消费、农民人均收入进行分析。[结果]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游客人均消费呈现高相关关系;乌蒙山会泽片区无论是旅游人次还是综合收入占曲靖市的比重不高。[结论]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带动农民收入的经济效应呈现逐年持续增加的态势,但乌蒙山会泽片区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总体不是很高,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利用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快现有旅游景区转型升级步伐、依托旅游培育增收产业、提升群众参与度、加大宣传推介提高片区知名度,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康体养生,带动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产业发展的规模特征及其经济效率评价——以武陵山片区恩施自治州为例

[目的]在扶贫开发战略中成长起来的特色产业已经成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的规模和经济效率直接决定着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能力。[方法]文章以茶叶、蔬菜代表武陵山片区湖北省恩施自治州扶贫产业,利用集中度指数、扩张弹性系数、单位面积的产值能力和产量能力以及单位产量的产值能力等指标进行扶贫产业发展的规模特征及其经济效率评价。[结果]“十一五”期间以来武陵山片区扶贫产业发展的产业地位逐渐提高、规模扩张优势显著、规模收益递增、投入规模扩张率高于产出规模扩张率、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比较经济效率差距持续扩大。[结论]扶贫产业亟待根据产业发展的生态化、集聚化和融合化等趋势,在规模扩张中强化特色产品的品质建设和效率优势品种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完善产业化组织及其能力建设,提高扶贫产业的经济效率和致富能力。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后续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移民安稳致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生态农业发展、库区产业"空心化"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该文通过综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归纳演绎和分析比较的方法,从整体思维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角度,提出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关键是农村发展的动力不足。文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解决库区农村发展动力不足的核心问题是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并从6个方面创新库区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给出思路性对策建议:建立库区农村改造和新城建设的统筹规划机制;健全库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机制;推动库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经营机制;以特色休闲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发挥库区农村文化动力机制;以职业教育为载体,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培训与就业长效机制;健全政府与市场互动作用的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库区农村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新中国70年产业扶贫政策:演变路径、经验教训及前景展望

产业扶贫是实现持续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产业扶贫政策经历了基础夯实、起步摸索、雏形确立、加速推进、精准施策五个阶段,在产业扶贫推进过程中,各地区持续改善产业扶贫基础环境,结合实际创新推进模式,坚持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的多元形式,实施差异化的支持政策,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也面临趋同化现象明显,益贫性仍然较低,政府和市场边界相对模糊等问题。今后,产业扶贫仍将是消除绝对和相对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展望未来,在扶贫产业迈向产业兴旺的进程中,产业的特色化与差异化将更加凸显,多元化与创新性的推进模式机制将不断涌现,全方位与立体式的促进乡村振兴将加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