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课税问题初探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认为,在政府所能采用的政策措施当中,征收污染税最富于效率。而要实现污染税的治污效果,关键在于污染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以及课征污染税要与鼓励废物利用的税收支出同时并用。     

公共健康支出、私人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一个完全预见情况下的OLG模型

本文着重考察公共健康支出对私人健康投资和储蓄的影响。其分析建立在一个完全预见下具有同质性消费者和厂商的两期OLG模型基础上,其中公共和私人的健康投资发生在第一期,第一期健康人力资本的形成取决于公共和私人健康投资的总量,两者具有完全替代性;而且公共健康投资具有一定的外部性,能影响第二期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分析结果表明:(1)资本产出份额越大,健康人力资本的折旧速度越慢,经济体的稳态值越高。而且,外生的技术参数和税率水平的变化具有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2)经济发展存在着门槛限制。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储蓄中物质资本所占份额相对越大,或者健康投资中公共投资所占比重小都不利于经济体突破门槛条件。而在较高发展阶段,沿平衡增长路径,政府应适当减少对公共健康投资的融资,释放经济体中私人部门的投资活力,以实现稳态时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和产出水平。(3)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促进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利于经济发展。     

教育支出分权与地区人力资本

财政分权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普遍。本文以探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分权"为目标,从教育支出分权入手,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教育支出由哪级政府承担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理论上通过构造分权模型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作用越大时,越应该分权。面板数据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教育支出过度分权于县级政府,而且存在着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提高中央教育支出的集权程度,会对中部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更正面的影响     

健康、教育与经济增长

健康与教育是人力资本诸多形成方式中最重要的两种,长期以来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和重视教育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但健康与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在Lucas(1988),Van Zon和Muysken(2001)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最终产品、健康和教育的三部门模型。静态均衡、转移动态和仿真实验的结果表明:在总体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健康对广义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大于教育;健康的增量而非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健康的改善必须同时辅以教育人力资本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公共健康支出对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发展机会的均等和减贫;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体在10-15年后会呈现明显的经济绩效的改善。     

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分析——以交通污染控制为例

经济学认为当机动车污染排放产生负外部性时最优政策工具就是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征收相应的庇古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然而由于每一辆机动车的污染排放水平不一,根据污染排放量直接征收庇古税很难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替代性的政策是对与机动车污染排放息息相关的燃油消费进行征税。文章在Diamond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最优间接庇古税模型,分析了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由于机动车使用年限、消费者收入水平、汽车排量选择偏好等影响燃油消费的异质性因素存在,最优间接庇古税只能是次优的;二是最优间接庇古税作为治理机动车污染外部性这种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对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效率较低。     

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 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基于DSGE模型的“污染治理政策”比较与选择——针对不同公共政策的动态分析

文章以污染治理的公共政策为重要变量构建了我国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并采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以数值模拟的方法比较了“许可证”制度、“庇古税”和协议规则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还基于福利分析方法进行了政策选择研究.研究发现:(1)提高许可证的价格后,整个社会的环境质量趋于下降;(2)“污染税”政策对提高环境质量具有较大的影响效应,持续时间长达30年,且协议规则也能够提高环境的质量,其影响呈现扁平的倒U形态;(3)在不同的体制下,政府“控污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形态大致相似,其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也较相似;(4)在同时考虑“许可证”制度和“污染税”制度的情况下,“污染税”的政策效应会被削弱,但此时“许可证”制度会短暂地拉升经济中的总产出,而在同时考虑协议规则和“污染税”制度的情况下,“污染税”的政策效应也会被削弱,但协议规则的政策影响变化不大;(5)当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许可证”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是增加的,但其加大了消费的变动程度.     

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消费攀比

本文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McCallum-Goodfriend框架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政府开支由收入税、一次总付税和铸币税融资的假定下,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受收入税率的影响。另外,本文所得到的福利成本要稍高于Lucas模型中的成本。本文还发现,当经济中不存在消费攀比时,最优收入税率和最优名义利率都等于零;反之,则最优名义利率等于零,最优收入税率不等于零。     

环境、健康与经济增长:最优能源税收入分配研究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在不损害经济或尽量降低产出损失的前提下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系统探讨了在既定税率情形下能源税收入在居民收入与减排活动之间的最优分配比例,以降低"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研究表明,理论上存在能够实现人均产出最大化或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分配比例。然而,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发现我国能源税收入分配政策难以同时满足两者最优目标;具体分配比例取决于政府决策偏好,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与居民福利——基于Bewley模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拟

基于Bewley模型,引入劳动效率异质性、收入流动性以及市场不完备性假设,测度了一揽子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及其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转移性支出可以缩小总收入差距,替代率从0.1升至0.9,可使基尼系数降低4.2%,同时伴随着福利水平的降低,且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损失大于失业保障。其中,劳动效率高的人群福利损失最大;改变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占比没有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可使人均社会福利最大提升1.5%;当所得税比例税率从0.1提高至0.25时,基尼系数相应降低了1.23%,人均总福利也随之降低1.03%,且超额税率的福利降低程度高于比例税率。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上述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与损害社会福利的具体机制与微观证据,最后,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对最优的财政政策组合进行了分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