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经济转型促使中国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依据对国家治理模式内涵的界定,并从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的转型经验进行的理论剖析表明,建立起"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是中国在转型深化阶段面临的核心任务。     

政府善治驱动下会计助力国家治理的机理与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其中会计历来与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的治乱兴衰、竞争成败紧密关联,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企业和各类组织治理的微观信息基础。通过解析政府会计改革深化推动有为政府效能发挥的机理,统一会计制度如何保证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发挥,以及现代化会计创新转型更好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促进多元化的会计监督体系建立,实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逐步驱动会计转型发展,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社会和政府治理中各种非政府机构包括私人部门和自愿团体的参与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这打破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传统思维,强调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良性循环互动的治理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国家审计如何影响政府治理效率？——基于Tobit-SDM模型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助力地方政府效率变革的现实要求,采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Tobit杜宾模型检验了国家审计对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及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对政府治理效率及溢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国家审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为正,而对溢出的影响为负;在西部地区,国家审计对政府治理效率及溢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国家审计对溢出的影响为正,而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市场具有调节作用,环境越优越,国家审计对政府治理效率及溢出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增强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强化审计协同治理、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激发辖区间的“学习效应”和抑制“虹吸效应”是推进政府跨域治理效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推进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创新

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是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同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强弱、治理质量绩效好坏,不仅关乎政府的合法性及调节经济社会的能力,在多维方面还影响着本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等质量和水平,最关键的是极大地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进程。因此,推进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典型自由贸易港政府治理的实践经验及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策略选择

从国际经验看，高水平的政府治理是提升自由贸易港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政府通过对自身的治理，大幅提升其效能，由此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政府通过对市场的治理，在确保经济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的同时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政府通过对社会的治理，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奠定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需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以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法定机构建设、公务员诚信、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提升政府自身治理能力；以建立分类、精准的监管制度为重点，提升政府对市场治理的水平；以提供普惠、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为重点，提升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水平。     

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的主体,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自身治理和体系治理是为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目标而服务的,推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建设是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石。     

自主治理、参与协理:地缘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二重维度

通过地缘商会活动分析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二重维度:一重维度将研究视野定格在商会组织内部,探讨商会的集合纽带、功能运转和自主治理,关注商会组织内部秩序与治理;另一重维度是在宏观社会层面上以商会组织或行业协会为基本单位,探讨其与国家、市场、企业等社会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指出其补充或支持市场、参与地方社会治理、推动公民社会及民主化进程,从而探讨在社会宏观秩序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地缘商会通过组织治理和发展,在国家、社会、市场中间,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不仅为社会秩序建构提供组织基础;也在实践过程中为自主发育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经济责任审计作用发挥途径初探——基于江北的实践

一、国家治理的概念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分析,国家的产生,必然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存在与需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治理就是"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科学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相互协调,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全面、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多层次财务监督体系

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公司外部治理结构是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形成的制衡机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职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的制衡机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实现多层次财务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内部财务监督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来讨论多层次财务监督体系的构建。1.政府监督。政府监督是指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通过履行行政职能,对会计行为、事…     

法治视阈下创新社会治理新常态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如果社会治理没有跟上形势势必会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也需要新常态。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善治,要达到此局面离不开法律保障,因而要创新社会治理新常态必须与法治化建设相接轨。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关系,建立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社会治理新常态。     

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不仅限于政府的治理职能,还包括其它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治理。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在国家各个层面的创新中,社会治理创新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既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风险隐患期。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走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因此,社会治理创新势在必行,其研究迫在眉睫。文章从社会公正、社会关系和社会风险三个维度,分析了社会治理的本质,其目的是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以达到构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产生于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根据OECD《公司治理原则》（1999），公司治理是指“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制度体系”。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结构两部分。所谓内部治理结构，是指由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三方面形成的管理与控制体系。外部治理结构包括：外部市场治理机制（即产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外部政府治理机制（即政府对一、二级市场的管制）以及外部社会治理机制（即中介机构的信用机制）等三个方面。     

基层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

在我国超大型的国家治理情景中,基层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背后有怎样稳定的治理逻辑在发挥作用?本文从组织制度学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沿着国家——政府——社会三个相对独立又紧密交织的维度,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贯穿于基层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三重逻辑: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逻辑、工具理性下的组织逻辑、社会情境下的场域逻辑,它们共同作用于基层的政策执行,是当前基层治理呈现出特点背后的稳定逻辑机制。三重逻辑表明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的矛盾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的逻辑内核,基层政府治理的诸多乱象本质上是多层级治理架构下激励配置关系错乱,而国家与社会这一关系随政府职能的扩张而得以紧密勾连,社会主体的影响日渐成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共享单车的治理逻辑——基于公共空间类型的对策分析

共享单车非理性发展引发的秩序问题越来越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借鉴可持续管理中的"状态—压力—反应"分析模型,认为公共空间的性质既影响了共享单车的治理效果,也决定了治理策略的选择。基于此,根据城市公共空间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并对应提出以下四种治理模式:社区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协同管理型。共享单车的有效治理有赖于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既需要自上而下"掌舵"型管制,也需要自下而上"自主"型治理,以最终实现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公共危机合作共治的途径浅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风险社会的到来,中国正面临着多元化公共危机的挑战,而单靠政府的有限力量已经难以处理公共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的力量,与政府合作共治已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市场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出发,探寻一条多中心治理、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高效之路。     

政府职能转变与商会组织的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和人民的关系而言，“国家治理”概念强调多主体。商会作为一种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社会中介组织，也是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连片特困地区治理困境及跨域治理机制构建——以“锰三角”为例

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国家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重点,其传统行政区治理导致了边界屏障效应,造成政府与市场“两极失灵”,影响了治理效果和区域发展。本文以武陵山片区“锰三角”为例,分析跨行政区政府与市场行为偏离社会公共性、跨域服务供求“双不足”、治理效果偏离最优状态等“两极失灵”困境;提出跨域治理是解决困境的路径选择,这可以促进跨域利益分享与成本分摊、降低跨域“碎片化”带来的高成本、化解跨域资源配置难题;并构建跨域治理的多中心整体联动治理机制模型,以落实跨域治理。     

经济责任审计如何服务国家治理的思考

一、认识国家治理与经济责任审计的关系所谓国家治理就是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科学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相互协调．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全面、均衡发展，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     

底线与边界:治理视角下的土地资源合理配置逻辑

土地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配置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日益紧缺的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对我国土地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时期,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不仅意味着集约持续发展,更成为国土空间治理意志的新表达,是链接宏观发展政策与微观资源利用的治理协调平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尝试以空间治理为线索,梳理中国语境下土地资源配置背后的治理逻辑演进,回溯历次因社会经济体制变革而萌发的土地资源配置逻辑转型,将其总体分为计划治理、管制治理、政策治理、底线治理四个特征阶段.在剖析"底线治理"背景下治理模式和面临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土地资源配置治理格局的"三大底线",明晰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职能边界,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共责的空间治理模式,以对未来空间规划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