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监高减持、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

文章选取2010—2018年国内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董监高减持、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监高减持与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董监高减持能够显著增强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同舟“共济”还是同舟“共挤”：供应链关系与成本行为

供应链关系既能发挥“协同效应”,也能发挥“侵占效应”,是影响企业成本管理决策的“双刃剑”。以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供应链集中的三方关系下,制造商与供应商、客户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共济”效应,供应链集中能够通过信息机制和治理机制来抑制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区域发展环境较差时,供应链集中度表现出对成本粘性更强的抑制作用;此外企业财务柔性的增加也有益于促进供应链集中度对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时,供应链集中度对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肯定了供应链集中度发挥“共济”效应来降低成本粘性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供应链集中度发挥“共济”作用的内外部条件,有助于企业发挥供应链关系的积极影响。     

成本粘性、高新技术资质与企业风险——基于物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8~2019年物流业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显著正相关,成本粘性水平越高,企业风险越大。在此基础上创新性的引入高新技术资质这一产业政策,检验高新技术资质对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正向作用越弱。因此得出结论,在我国制度背景下高新技术资质能够有效降低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消极影响。     

新产品研发能力、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兼论供应链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新产品研发能力和供应链商业信用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间显著正相关;新产品研发能力显著削弱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推动作用;供应链商业信用在成本粘性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股权质押与劳动力成本粘性：代理观抑或效率观

基于代理观与效率观的双重视角,研究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对劳动力成本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质押显著提高了劳动力成本粘性;在代理观与效率观理论的冲突下,股权质押通过激化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了劳动力成本粘性,而效率观视角下的融资约束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弱化效应甚微;股权质押主要影响劳动力成本中的价格即平均薪酬粘性,而对员工人数粘性的影响甚微;股权质押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提高作用仅在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银行业竞争适中、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信息质量较差时显著;股权质押对劳动力成本调整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会导致企业整体的劳动经济效益下降。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兼论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

基于我国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引入DID双重差分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融资融券、高管薪酬粘性与非效率投资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且粘性越大非效率投资越严重;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企业后,与对照组样本相比较,实验组中的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企业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并且能够削弱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表明,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发挥了显著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企业薪酬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分析师关注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而提升创新投资水平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高管薪酬粘性、分析师关注与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粘性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粘性有助于企业增加创新投资;分析师关注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分析师关注在高管薪酬粘性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的创新激励效果.将样本分别按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进行分组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的强化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分析师关注领域的研究,对企业完善高管薪酬制度、提升技术创新投资水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信息共享水平、费用粘性与企业债务风险

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费用粘性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信息共享水平对费用粘性与债务风险关系的作用后发现:费用粘性越高企业债务风险越高;信息共享水平越高越能显著抑制企业的债务风险;信息共享水平显著削弱费用粘性与企业债务风险之间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可以降低债务风险、合理控制费用粘性和提升信息共享水平提供相应对策与建议,以提升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发展能力.     

客户稳定性与企业成本粘性

以供应商-客户关系为切入点，研究客户稳定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发现客户稳定性可以显著提升上游供应商企业的成本粘性，这一结论在采用Heckman两阶段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以及控制其他潜在影响因素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稳定客户通过改变上游企业的调整成本、提高管理层乐观预期而最终影响企业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区社会信任程度更高、客户关系更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大时，稳定客户带来的成本粘性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客户稳定性导致的成本粘性对未来企业销售利润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供应商企业储备资源、为未来蓄力的重要表征，反映了供应商企业的战略性成本决策行为。     

政府补贴、机构股东与成本粘性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拓展的成本粘性模型,探究“八项规定”后政府补贴、机构股东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增强了成本粘性,机构股东能抑制成本粘性,机构股东对政府补贴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不同地区,政府补贴、机构股东、成本粘性之间关系不同。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时存在;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地方政府官员变更无关,但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存在。     

高管股权激励对费用粘性影响的文献综述

成本习性(Cost Behavior)是成本管理会计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内容,具体是指企业成本总额的变动与其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在传统的成本习性模型中,成本按照其与当期单位业务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被分成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是指随着企业当期业务量的变动而同方向、相同幅度的变动,而与企业过去或者未来业务量的变化无关,也就是说成本与当期业务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称关系(Noreen,1991).成本的这一特殊习性说明,企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机械地随着当期业务量例如营业收入的变化而同方向变化.这种传统的模型过于理想化,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成本总额会受到很多宏观微观因素的影响,忽略了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在其中发挥的及时调节和高效管理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的数据证明:企业成本费用与业务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对称性的变化.某些成本在营业收入增加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营业收入减少时的边际减少量(Noreen and Soderstrom,1997),这就是成本的一个重要特征"费用粘性".持续经营假设的前提下,企业管理者根据生产经营或者管理决策的需要,会把成本在相邻或者附近的几个期间内分配;也就是说成本粘性可以用来衡量管理者在不同经营结果下资源分配的指标(Cooper and Kaplan,1998).Anderson(2003)指出企业的销售、管理费用在营业收入增加1%时增加b_11%,在营业收入降低1%时降低b_2%,而b_11%大于b_2%,这就是"费用粘性".     

成本粘性、资产结构与企业价值——基于煤炭上市公司数据

煤炭是我国能源业的重要支撑,加强成本管理是煤炭上市公司提升企业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成本粘性对煤炭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是否具有影响作用值得深入研究.选取2011-2018年沪深煤炭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层级回归研究成本粘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研究资产结构对二者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2011-2015年间,即产能过剩时,成本粘性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2016-2018年煤炭上市公司成本粘性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资产结构会加剧产能过剩时期成本粘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资效率

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创新投资效率是实现创新兴国战略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3-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量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效率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为严重;(2)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反而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强化作用仅存在于强高管薪酬粘性组;(3)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强化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资效率

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创新投资效率是实现创新兴国战略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3-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量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效率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为严重;(2)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反而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强化作用仅存在于强高管薪酬粘性组;(3)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强化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内部控制质量、成本粘性与公司财务绩效

内部控制是企业财产与会计信息完整可靠的有力保障,亦是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的有效抓手.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文章使用我国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并基于行为金融学等理论考察成本粘性在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与公司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且证实了成本粘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即较好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通过减小企业的成本粘性来提升财务绩效.     

委托代理博弈模型下成本粘性成因及优化研究

成本粘性的委托代理观点认为,自利的管理者在资源调整过程中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导致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并非处于最优状态,造成了成本粘性.成本粘性无法消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成本粘性是可以控制的.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成本粘性产生原因的出发点,构建基于代理问题(第一类代理问题)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博弈模型,以此研究成本粘性的成因以及优化建议.     

制造业企业成本粘性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营运能力视角对成本粘性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选取了2009－2013年的824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收入成本关系，不仅表现出成本粘性，还表现出反成本粘性；不同行业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以及成本粘性效应不同；成本粘性与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在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粘性、企业生命周期与创新投资——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成长期与成熟期高管薪酬粘性正向影响创新投资水平;衰退期高管薪酬粘性负向影响创新投资水平。研究表明,高管薪酬粘性一定程度上是薪酬制定者容忍管理层失败的制度安排,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相应的应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措施,以达到较好的公司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奖劣”型高管薪酬粘性能更好地激励高管增加创新投资水平。     

客户与审计师不匹配关系、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企业成本粘性

以2008～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客户和审计师之间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并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角度检验客户与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客户与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抑制了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客户与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提升了企业成本粘性、加剧了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不匹配关系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路径影响成本粘性,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促进了向上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而缓解了向下不匹配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审计供求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

以2011~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在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均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成本粘性,高管过度自信又在可用冗余与成本黏性间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成本粘性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关系。具体来说,当企业同时具备可用冗余、高管过度自信情景特质时,企业不能简单地通过同时保持两类特质的高水平来实现两类特质抑制作用的叠加,而是需要通过尽可能地采用“一高一低”的组合模式获得两类特质抑制作用的最大化,即为降低企业成本粘性,高水平的内部可用冗余需要匹配高强度的高管过度自信防控与管理机制,而高水平的高管过度自信需要匹配低水平的内部可用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