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和对策

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 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个,每年减少1.8万个村落,每天减少约50个.它们悄然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到2010年,在GDP当中,农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只有约10％,但农业劳动力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还有38％,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还有51％.但是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50％,达到51.27％.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长期以来的农民、农业、农村的老三农问题逐渐被淡化,随着城市化发展,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特别是房价的攀升,土地——主要是农村土地转用问题,上升为社会的焦点,由此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的新三农问题,其中最突出当属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一下子把几亿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规模如此巨大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由此而引发的农民工问题也日益突出.     

区域经济学视角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研究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当前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她们大多数还未满18岁就进城打工,扩展着人生半径的同时却遭遇着城市工业产物的排斥,没有了“根”,选择继续“飘荡”在各个城市中,成了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本论文以区域经济学视角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罗列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遭受到的就业歧视现象。针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受就业歧视和为促进其劳动力流动从政府、工厂企业、社会团体、大众传媒以及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自身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与措施。     

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关乎城镇化质量和市民化水平,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有序logit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剖析了身份认同视角下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其内在逻辑是"社会歧视→身份认同→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住房性质、福利保障及社会关系等因素是社会歧视产生的重要来源。提升农民工身份认同能促进其城市定居,而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活动建设等措施则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进而提升其定居意愿。     

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实证研究——以台州泽国镇为例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伴随着这一进程,越来越多农民工从农村涌向城市,目前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他们在对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的问题。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庞大的阶层,农民工进城不但为自己增加了收入,更为城市市民提供了舒适、方便的生活条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取决于城市的包容性,这是现代城市的价值理念,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时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融入的视角,根据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来了解当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现实生活状况,并探索农民工平稳融入社会的途径。     

中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目前中国城市中众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服务业工作大多由农民工完成,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农民工城市化就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变成市民、让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大量流向城市，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住房建设却发展缓慢，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安置与生活难以得到保证。其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住房保障制度的缺陷，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农民工的居住问题没有纳入城市政府工作的范畴等方面。政府应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实现全员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务工技能和文化素质，增加进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从而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我国城市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就业歧视使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的制度性弱势群体。就业待遇公平关系到农民工能否逐渐走出弱势群体困境,向社会的中间阶层流动,关系到现代城市"纺锤形"的和谐社会结构形成。从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就业权益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来分析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待遇公平性的现象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流动人口孕产妇平产分娩点”六年评估

通过对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流动人口孕产妇平产分娩点的建立、运行和效果的评估,探讨政府在解决流动人口卫生保健问题中的作用。特约分娩点的建立是一项成功的政策措施,向农民工提供低收费和优质的基本产科服务深受农民工欢迎。目前每月在浦江镇特约分娩点分娩的产妇稳定在600-800例左右,服务质量优良。这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改善进城农民保健中一项成功的政策措施,卫生局起主导作用。     

承德：养老保险接续让农民工真正老有所养

养老保险过去一直是城镇职工的专利。据统计，我国约有2.5亿农民工，其中进城务工的约的.2亿。他们在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却面临着社会保障缺失，工作环境恶劣等不公平的待遇。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的国际经验

自1996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推进时期,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25个百分点,西方国家城市化的漫长进程,在中国被大大缩短。这种大规模、快速化的城市化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农民失地、局部地区农村衰落和进城农民工“就业难”、     

来自亚洲基金会的报告:以社区为依托构建外来工社会支持网络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量的农民工走出农村涌入城市。1992年在城市的外来民工4600万，1994年增加到6000万。此后，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据统计，目前在一般城市，农民务工者和其他流动人口占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在20％-30％左右，发达地区这部分人口可能是城市户籍人口的5—4倍。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近1．4亿，需要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达1．5亿-2亿人，预计“十一五期间”还将有大量的农民需要转移。同时，目前，流动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编者按]     

拖欠民工工资的根子在哪里

每到年底,全中国忧心忡忡的目光 都聚焦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件事上。 2003年,中国劳务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问题依然严重,与2002年相比,甚 至愈演愈烈。为了解决这件事,中央甚至 下令全国专题大检查。 据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发布的权 威数字,2002年中国劳务市场上,所发生 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总金额,超过了 1000亿元。我们知道,全国进城务工的农 民工总数尚不到1亿人,准确的数字是 9.78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的进城务工 的农民工,平均人均被拖欠的工资超过 了1000元！     

务工在外也有“家”——北京住总六公司工会联合会侧记

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约有一亿多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这个群体在城市中的出现，既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也为广大农民增加了相当收入。但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围绕着他们的权益，也引发出“讨薪”、“维权”、“培训”、“工伤保险”等诸多社会热点话题。这些话题所显现出的种种问题，都反映出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迅速出现，缺少足够的应对措施。     

卫计委报告加大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必要性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着力推进的发展战略。按照中央领导的设想,新型城镇化应当是人的城镇化,落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称,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36亿,每六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介绍,目前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约28岁,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是80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不仅为了打工挣钱,超七成人希望落户城市,在城市谋求发展,并融入这个城市。报告显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这些80后的年轻人,选择的流动方式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进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挣钱,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钟摆式”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超过六成的80后流动人口,最近3年没换过工作。报告分析,家庭化迁移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产生归属感,有利于增强其幸福感。报告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要适应家庭化流动趋势,满足流动人口家庭而非个人的需求。报告还显示,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率与总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无几,他们不是所谓的“超生大军”。中国流动人口早已不是简单的“农民工”概念,这个庞大的群体,越来越多元化,素质也越来越高,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则明显下降。在安邦（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卫计委的报告无疑加大了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必要性。如何将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安顿下来,让他们享受到同等的公共福利,将成为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的50多年来义务教育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正日益凸显。农民工的子女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他们的教育应该受到重视,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权益却常常被忽视。因此,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主要探讨城市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在城市中工作,却不属于城市居民,渴望融入城市却处处受限,据此,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进行正确的宏观调控,农民工自立自强,内外因结合,方能找到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城市融入问题的有效对策。     

浅析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对其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化状态对其市民化也是一种阻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方面农民工要树立发展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政策主导作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歧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原先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变得越发明显和复杂。特别是现在很热门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比别人多很多的力气,却经常没有能够得到他们应该有的待遇。而且在全力消除歧视的过程中,又增加了新的歧视。这不仅使受歧视的劳动者失去机会就业,增加失业率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歧视问题的研究,阐述了歧视的内涵和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歧视的现状,分析了歧视对我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提出了解决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的对策。和谐的就业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农民工城市定居问题分析

中国面临着提高城市化率这一艰巨任务,能否使农民工顺利定居城市关系着中国能否完成城市化的目标.只有在提高农民工收入、权益保护、户籍、教育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才能使农民工走上融合之路,最终在城市定居下来.     

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极为特殊,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来人口(或农民工)集团。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城市化模型解释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殊性,并为打通中国城市化推进的瓶颈、解决庞大外来人口集团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提供政策思路。以上海为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就业“生态”及其在社会生态金字塔中的“生态位”。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存状态相对恶化,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乡”差异呈扩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社会稳定。据提出的城市化新模型和对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的实证结论,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中国推进社会融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