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人与制度的互面

在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继承旧制度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制度因素重新纳入政治学的核心范畴，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并探讨了政治主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自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中的出现频率便越来越高(何俊志等,2007).按照被接受最广的霍尔和泰勒的观点,新制度主义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Hall and Taylor,1996).所有这三种流派都是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并试图重新阐释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产出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三种流派出现的时间起点相近,并且都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彼此的发展也呈现了相对的独立性.本文试就其中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初步的梳理.     

新制度主义:人与制度的互动

在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继承旧制度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制度因素重新纳入政治学的核心范畴,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并探讨了政治主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分析范式的历史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将制度重新纳入政治学分析的研究范围。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者以历史为分析手段，从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去探究制度变迁的轨迹，重视以制度为核心要素来考察历史过程，分析制度背后的政策变化原因。虽然历史制度主义还存在很多的理论不足，但笔者认为，它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分析范式，其独特的理论作用以及运用前景是值得肯定的。     

从边缘到中心：政治科学中政制研究的兴起

在政治学进化史上，制度研究是绵延已久的传统。然而在行为主义政治学蓬勃发展的时代，政制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行为”成了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和新制度主义的崛起，政制又重回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在新制度主义的滥觞之下，政制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撑和学术营养，从而不断地走向深入。     

新制度主义对改善政策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这些批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性继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对改善公共政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拓宽了学界对政策变迁过程研究的视阈，使对政策结果形成的解释更具说服力，并且对政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建构作用。     

转型期国有企业的制度环境探析--对新制度主义的认识和反思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有企业也呈现出复杂的组织特征.文章从转型期国有企业的临时机构这一组织特征入手,透视这一时期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主要运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组织特征的视角,同时也发现了新制度主义在分析组织制度时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组织制度环境更加全面的视角.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中央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我们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偏好后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或许有所启示。     

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背离与复归

本文阐述了经济学中一个与主流范式截然相反的研究范式：重视整体和演进、寻求在过程中把握经济现象含义的达尔文主义。文章首先对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传统和牛顿主义传统做了简单的对比；其次，简要描述了达尔文主义及达尔文一凡勃伦范式的产生和理论要点；接着，文章描述了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对这一范式的背离、以及来自旧制度营垒的汉密尔顿及来自新制度营垒的诺斯对这一传统的部分复归，从而对百余年来的学术传承进行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勾画。     

全球化情势下的国家建设: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新制度主义学派积极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将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阐明国家实施制度变迁的动机以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之下的中国道路,必须同时面对国家建设(新制度主义的前提预设)和政治改革(新制度主义的必然要求)双重任务.     

证券投资基金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传统经济理论的三大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第四大柱石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投资基金即是一种由市场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制度.     

从旧多边主义到新多边主义——对国际制度变迁的一项理论思考

随着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国际制度日益面临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制度化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理念就是多边主义。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作用,推动着国际制度的逻辑从旧多边主义向新多边主义转变。从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来看,文章得出如下结论国际制度的未来形态很可能是政府间国际制度、非政府制度和国家制度互动的产物。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交易成本范式

周业安（《经济研究》2001年第七期）把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制度分析的“可检验的意蕴”，落实在“小样本个案”的研究方法，并认为这一方法应该成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在回顾制度研究的传统和描述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充满纷争的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强调，新制度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特色在于交易成本的研究范式；与其说小样本个案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不如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对于一门正在形成的学科，更应该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主义，而不是简单地提出所谓的“主流研究方法”。     

世界政治的法律化:国际制度主义理论的新探索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提出的世界政治法律化理论,是国际制度主义理论同国际法相结合的产物,研究世界政治法律化这一高度发达的国际制度形态,能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该理论深入探讨义务、精度和授权,大大加深了国际制度理论关于“规则”的理解,将国际法的建构过程纳入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从核心概念、研究议程和逻辑线索上推进了国际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但是,该理论的系谱渊源使政府间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在法律化的合法性问题和法律化的建构过程上存在争议。     

完善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法律机制

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挟贫是新时期挟贫开发工作的创新模式.其改变了由政府单一推行的公益性福利主义金融扶贫——输血式扶贫模式,代之以由政府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融通公益性扶贫资金的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金融扶贫模式.为使这一模式具有切实可操作性,在借鉴BOT项目融资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助推公益性制度主义金融扶贫的法律链接和多层次的法律体制.     

论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商人破产主义逐渐被一般破产主义取代是破产立法的发展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采用商人破产主义的国家纷纷改用一般破产主义，因为一般破产主义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要求。而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律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无疑是另类的，实行的是企业法人破产主义，即《破产法》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法人，民事诉讼法第19章也只扩大到企业法人。对于不是企业法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辽宁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定位的分析

一、辽宁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定位的意义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职能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提出为自由放任主义划上了休止符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的“新古典综合派”思想，再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尽管在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深度上存在着区别，但他们在市场经济不能完全自由放任，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试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权力与相互依赖》

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被称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理论之一,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在理论上发展成自由主义各流派中最具系统的体系.基欧汉这一开创性成就主要归功于他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范式和具体分析方法的完美整合,从而使新自由制度主义具有严谨、理性的科学美.本文试以方法论为视角对<权力与相互依赖>进行解读.     

“交易费用”范畴的提出、发展和运用

罗纳德.科斯通过“交易费用”范畴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科斯之后,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交易费用”范畴的广泛运用和内涵扩展,实现了交易费用理论的一般化,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围,阐明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中,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一般化过程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