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正> 一、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重要内容的企业技术进步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迫切要求。在"九五"之初重新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根本性转变这一问题很有必要。这是因为,虽然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并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并没真正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以致以下矛盾显得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题

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实现根本转变的原因,学者们有多种解释。该文尝试从社会初期与路径依赖、市场经济与改革模式、利益集团与改革锁定、个体理性与集体行动、经济职能与政府悖论、意识形态与观念阻滞等方面,对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县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研究

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主要源于人们对县域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在实践中存在偏差。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县域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关键在于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提供有效运行机制与规则。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

由克鲁格曼挑起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热烈讨论。国内许多研究试图沿用克鲁格曼的立论所依据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对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对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本文力求通过对有关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发展和理论基础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经验的回顾,来论证克鲁格曼当年挑起这场争论的出发点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存在误解,在经济学理论方法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因此,我们不应该以克鲁格曼的方法和立论为依据,继续宣传与此有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在对克鲁格曼挑起的这场争论的回顾中,总结了几点对中国未来发展有意义的结论。     

关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理论分析

文章从经济增长的内涵界定入手 ,系统总结了经济增长的有关理论 ,指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式存在着缺陷 ,排斥自然资源环境因素 ,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自然环境系统对其制约和影响。贯彻可持续的发展观提出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 ,走重视生态环境和人类和谐发展的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驱动和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经济"变道超车"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解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升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即供给体系的优质、高效、多样化,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制造模式的模块化、柔性化、社会化.(3)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变市场投资方向、推动消费升级、培育出口优势来助力"三驾马车"的新动能.(4)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适应发展阶段演替的基本规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根本性转变;强化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试论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对中国建国以来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进行了探析。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其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出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的两个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演进的就业效应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从原来的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转变为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前一种增长模式能够实现产出和就业的双重增长,缺陷在于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产出增长;后一种增长模式能够促进产出增长和劳动报酬的提高,缺陷是创造就业的能力表现不足。但从现实性来考虑,后一种模式比前一种模式更具可行性。     

经济增长与投融资体制改革

在世界经济动荡不稳的大局下,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投资不断增加,消费稳中有升,出口大幅攀升,这“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不利的世界大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就着实难得。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中问题不少,有的还十分严重,特别是我国投融资体制存在重大缺陷,投融资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近几年,投融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未走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老路,特别是由于投融     

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1)在1978—2002年的长周期样本中,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资本—劳动比和TFP的提高,进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影响逐步消失;(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变特征"源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的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性问题的策略选择

本文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结构失衡下高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模式策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模式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工业化赶超到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一穷二白到物质很大丰富,伴随着经济赶超、结构转型,我国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实现转向: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是封闭条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范式,后四十年则是开放条件下的现代经济增长范式。70年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包括"赶超模式"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范式引入,改革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增长源泉的争论,长期增长路径、机制与结构等关键问题的探索,近十年及未来着力于高质量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     

防止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高失业、低增长的弱复苏过程,美国经济的"新常态"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1年以来,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本文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并比较了当前中国和美国两种"新常态"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认为美国"新常态"经济复苏向好的基础比较坚实,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新常态"经济仍处于去杠杆、去泡沫过程。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出现周期错配继续延续的可能性加大,但中国具备一系列政策工具防止中美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可能引发的二次冲击。当前迫切需要保持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在去杠杆的同时,通过微刺激实现底线增长率以上的增长目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尽量避免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实现可持续的高效增长。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渠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革之路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制造"战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蕴含了无限的商机,为世界产业转移创造了机会,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后"中国制造"模式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采取什么样的后"中国制造"增长方式,将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后"中国制造"的增长模式将以中国渠道为中心,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可优化产业结构,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能提升产业附加值,中国渠道能改变中国劳动力的转移方式。     

世界经济“二次”衰退的逻辑

基于"二次"衰退逻辑的存在,全球对于经济的担忧情绪难以减退。在新增长模式和新平衡模式形成前,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仍存在不确定性。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拐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转型过程的深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通过一个无限期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拐点"。同时利用中国大陆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存在"拐点值",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逐步放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领域,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几点讨论

本文反思了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准确性问题,并回应了针对作者早些时候所做估算的一些批评。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在大多数年份是可靠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作者还对其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方法的批评进行了回应。     

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新变化及其应对——基于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的视角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存在密切联系,并一定意义上规定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的产生,是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新变化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很大程度上由某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所致。为了规避中国经济陷入"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有必要采取有效举措,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