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语境下法治政府构建理念

构建现代法治政府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核心要求，和谐社会构建法治政府应当厘清权力与权利的界限。严格区分权力与市场和社会的边际，区分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行使的界限。由此。法治政府才能够在一种良性和谐的关系经纬中获得合法化的坚实基础。     

一种衡量政府规模的新途径——TSOG模型的提出与验证

自人类有政府以来，政府就存在非理性的膨胀的倾向，也就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内，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本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也使政府规模膨胀速度加快，政府规模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正确地确定政府规模成为限制政府规模的首要问题。     

一种衡量政府规模的新途径——TSOG模型的提出与验证

自人类有政府以来，政府就存在非理性的膨胀的倾向，也就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内，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本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也使政府规模膨胀速度加快，政府规模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正确地确定政府规模成为限制政府规模的首要问题。     

论行政权力的运行监督

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行政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对于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促进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自身职责，切实转变作风，进而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权力本身不产生腐败，但往往在行使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而被异化或滥用。如果不能解决权力运行过程这个关键性问题，行政权力就不会在阳光下运行。加强与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与结构，对于增强行政权力运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中国政府行政保持良性运作意义重大。     

箴言

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行政垄断与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辨析

如何规制行政权力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运行的干预这一问题,历来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这种渐进式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进程中,虽然作为维持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组织及其行政权力被逐步缩小,但是政府以公共权力介入社会经济运行,对市场竞争施加各种限制的社会现实依然存在,而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这种介入和限制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哪些政府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是适当的,哪些是不适当的,如何用法律把适当的政府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确定下来,用法律规制那些不当的政府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从而为建立完善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扫清障碍。     

我国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法治政府”是近两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的行政法治理念和目标。“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权力必须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依法行政所蕴含的“行政法治”的涵义来看，“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这两个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WTO背景下的政府行政法治窥见

WTO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是对我国政府原有的行政管理的挑战。入世后的政府要实现行政管理与WTO要求相融 ,必须行政法治。WTO背景下的行政法治 ,需要树立现代法治观 ,形成新的行政法治 ,同时还需要及时补充缺失的价值理念。只有在民主、平等、公平的氛围内 ,在WTO规则的“国际行政法”范围内的行政法治 ,才能实现履约守诺 ,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最终目的。     

市场、政府与道德

交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公平交易是交易中的根本规则，它代表一种合作博弈，公平交易的背后是人们自利的欲望，自利是使经济齿轮奇迹般自动运转的润滑油，因而公平交易进而自利为私人选择领域的基本道德规范，交易的本质为产权的交易，产权的有效分立是维持市场道德的最根本的保证。明晰的产权需要一个法治社会，而私有制与一个民主政治框架的简单结合并不必然等同于法治社会。归根结底它需要一个遵循公共选择领域道德的政府，这种道德要求统治阶层尊重“自然秩序”，将本身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限定在保护私人产权、保护私人产权、维护公共秩序的范围内，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具有高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核心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其关键是摆正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法治政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目标,它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求,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正确解读法治政府的涵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必要前提。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应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是宪政背景下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     

“民富”比“国富”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发表该刊新论说，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重新安排自己的职能。过去若干年，中国整个社会带有强烈的物质主义色彩。各级政府拼命地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但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未能有效限制，经常为了增长而牺牲环境、生态，甚至牺牲部分民众的权利。可以说，以增长为唯一导向，导致地方政府职能错位、行为扭曲，进一步导致社会的失调，也造成了文化与精神的失调。因此，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社会形成新的政府观。过往的教训表明，实现经济增长不是政府唯一的职能，甚至也不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政府的首要职能是维护正义，通过民主和法治体系，对社会进行公正治理。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按照民主财政程序，进行适度的再分配，使每个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向商业贿赂说“不”

商业贿赂的本质，说到底其实是对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的收买、亵渎，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大敌，更是社会法治、正义的大敌，而要彻底战胜它，不仅需要从市场经济的层面加强治理，更需要上溯至公共权力的源头，规范权力与经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真正实现公共权力从统治型向治理型、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型。[编者按]     

法治中国要充分体现执政的人民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备的政治基础，政治民主的根本内容就是人民性。依法治国首先是维护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执政为民。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必须受法的限制，官员行为必须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     

规范执法行为是政府长期的攻坚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按行政程序办事，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规范公共权力是当前政府依法行政的核心问题。     

法制与法治之辩析

“法制”与“法治”，虽一字之差，却有很大差别。从概念上讲，法制即法律制度，是法的制定、执行、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总称。而法治，指统治阶级以法时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但二者又密切联系，不能简单地将法制与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法制，并不一定就是法治；但实行法治，则必须有法制。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     

通过法治规范公共权力运行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奋斗目标中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又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法治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法治强调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政府与法人、自然人一样，都要置身于法律的框架之下，接受法律的约束。     

论权力清单制的限权功能

权力清单制是一种新型权力制约制度,具有透明性、具体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其具有划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和约束权力行使方式的限权功能。它不仅对于克服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弊端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它正在发挥着进一步激活社会与市场活力、推动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预防权力滥用和腐败、提高行政问责质量等多方面的正向治理效应。     

法治视域下的国家权力限制路径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一法治精神的引入,为探究国家权力限制路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权力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     

论法治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法治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受法律管制的政府权力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法律通过对纠纷的解决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法治以其特有的强制力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法治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以实现自身的和谐。     

和谐公私利益关系的行政法治视角

现代法治的根本宗旨尊重人的权利、保障人的权利,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其目的就是解决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谐一致。针对政府运行中因行政权力异化而导致的政府部门利益化、行政权力侵犯私人权益及贪污腐败等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困境,从行政法治的视角出发,以行政法治规制政府运行,是和谐公私利益关系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