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国际投资协定与我国承受力分析

在WTO框架下，各成员国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定，我国能否承受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哪些产业能够承受，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从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趋势、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对我国产业潜在影响范围分析，并通过计算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出了我国能够接受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研究结论，其对目前我国参与的多边、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

国际仲裁正日益成为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处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的最强有力的方法,而事前用尽当地救济仍是外国投资者所必须遵守的一项东道国的义务,对国际仲裁经验越来越丰富的中国而言,实践中的做法,一般是将当地救济同国际仲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适用。当地救济作为提交国际仲裁的先决条件,已为广大国家、国际组织所接受。     

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演进：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

双边税收协定是协调国际税收合作、塑造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网络数据库,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整体特征、内生演化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了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演进。研究发现：自1980年起,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呈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该结构日趋稳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核心区的占比有所提升;“强者愈强”的累积优势和“能者居上”的吸引力是不同时期驱动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形成的重要内在机制;此外,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及地理特征相关,且经济特征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的发现对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提升话语权具有政策意义。     

民粹主义、国家监管空间与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北大核心

国际投资协定签订的初衷和核心在于缔约国“自缚手脚”地失去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以保护外国投资。近年来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朝着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方向改革,但尚欠缺对背后驱动因素的系统性解释。作者关注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认为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具有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倾向。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可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经过进一步删选样本、转换因变量和改变估计模型以及更换核心自变量的计算方式和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交互效应检验进一步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缔约国税收的增加则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通过补充国际投资规则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驱动因素以及民粹主义的政策影响这两支文献的研究内容,作者揭示了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跨领域规则互动与全球治理有效性

跨领域规则互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核心国际规则之间密切关联,在特定议题上存在互动,对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不同领域规则对同一议题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容一致性程度,跨领域规则互动可分为协同型、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四类。在测量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即输出、行为和结果方面,不同类型的跨领域规则互动对特定问题的全球治理有效性产生了不同影响,由此形成一个跨领域规则互动影响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根据该框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药品可及性、气候友好技术转让和转基因产品贸易四个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协同型互动是构建全球治理有机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规则互动方式,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正面作用总体上依次减弱;协同型跨领域规则互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不多见,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较为普遍。这就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有效性提升的一条重要路径,即构建跨领域协同互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然而,跨领域规则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非线性和因果性的,作者尝试对复杂的经验现实进行系统梳理,剖析规则互动影响治理有效性的复杂机制,期冀...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国对外缔结国际投资协定进入新阶段

2012年11月26日,值第二届商务法律年会召开之时,商务部在北京举行中美投资协定论坛。本次论坛是中美双方商定继续推进备受瞩目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之际召开的研讨会。商务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等十余个谈判小组成员单位,以及对美投资重点企业、专家学者和律师代表约60人参加论坛。论坛对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涉及的重点议题以及如何通过谈判维护我国赴美投资企业合法权益展开了深入研讨。     

国际投资协定与我国产业竞争力分析

一、引言 20年来，世界FDI的流量有了显著增长。上世纪80年代初，全球FDI流量仅为每年500～600亿美元；到90年代初期，达到2000亿美元；1999年增至8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1.2万亿美元。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意义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的各项经济成果中,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即便不是最引人瞩目的项目,也是之一。这缘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的地位,也缘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界、投资界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双边条约本来就比统一的国际法典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当事国双方的需求,由于各个国际组织迄今未能就制定统一的国际投资法典达成共识,     

新形势下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困局与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呈现出一种困局：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试图抢占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疫情的叠加,再加上俄乌冲突等新因素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因此,全球气候治理困局中的主要矛盾与焦点可以归因于两个层面：全球层面的责任分担与国家层面的利益分歧。从发展趋势来说,中美气候合作更多是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而中欧气候合作则是合作性大于竞争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需要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和平台中积极发挥作用,更应当发挥中国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并通过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以制度型开放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定义条款的重构——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ITs为视角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ITs"投资"定义条款主要以"资产"为定义基础,外延开放,限制要素多元,但仅注重静态定义,定义范围泛化,要素解释缺失,循环定义问题突出."投资"定义的不确定性导致BITs适用边界失守,在平衡利益方面失效,与ICSID的定义解释之间严重脱节.重构"投资"定义条款,应在"属概念"静态统一的基础上回归动态本质,立足"双重"格局,在平衡利益上发挥实效,区分增量与存量投资,加强互补性,融合合法性和发展性要素.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意义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的各项经济成果中,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即便不是最引人瞩目的项目,也是之一。这缘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的地位,也缘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界、投资界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双边条约本来就比统一的国际法典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当事国双方的需求,由于各个国际组织迄今未能就制定统一的国际投资法典达成共识,保护国际投资双边条约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便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1960年代以来,保护国际投资双边条约一直是资本输出国为本国海外直接投资寻求国际条约保护时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