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资管新规的防风险和促实体效应：风险分担视角

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资管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风险分担这一资本市场重要功能的完善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融资两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部门风险防范上,资管新规带来的风险承担者切换让资产管理部门更加迎合终端投资者的需求并增加抛售高风险债券,从而大大缓释了金融部门承担的风险。而在实体部门的融资效应上,资管新规后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显著减少,这导致其动用现金储备来维持投资的稳定,综合融资成本增加,经营业绩则显著下降。这些发现表明,投资者风险分担程度的上升在防风险和促实体两个方面具有异质性影响,如何兼顾防风险和促实体是未来金融政策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市场流动性——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信患披露优秀的公司与信息披露糟糕的公司,信患披露的前后流动性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于将不同信息披露质量公司之间的流动性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越充分,市场流动性越好,市场会通过流动性奖励的角度奖励信息披露好的公司.     

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

以中国银监会于2012年发布的枟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枠为依据,探讨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变动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机理. 具体来说,即在愈益严格的资本监管下,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资本与风险的联立方程模型,选取63家商业银行在2006~2013年间的相关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检验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认为中国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本有效,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资本监管制度.     

信息披露、市场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文章运用我国14家主要商业银行2000-2008年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银行信息披露与其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信息披露能否发挥其市场约束功能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只有当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且银行能充分有效地披露其风险信息时,来自债权人的市场约束行动才能真正发挥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约束作用.     

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激励公司风险承担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具体来说,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励公司风险承担,私有产权控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     

资本补充压力会加剧中小银行的风险承担吗——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基于92家城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资本补充压力与中小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本补充压力会显著提高中小银行的整体风险承担和信贷风险承担,银行创新能力能够弱化资本补充压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而银行资产规模会强化资本补充压力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补充压力通过运营效率影响中小银行的整体风险承担,通过经营审慎水平影响中小银行的信贷风险承担.监管机构应加快完善中小银行多层次、多工具的资本补充机制,促进中小银行提高审慎经营水平及运营效率,增强内源式资本补充能力.     

金融强监管、存贷长期化与企业短债长用

债务与资产的期限结构错配(短债长用)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其成因在于供给侧,银行为控制自身风险和应对信贷考核压力,更多地对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近年来,金融强监管(资管新规)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资管新规压降银行保本理财的同时,推动定期存款扩张,导致存款期限拉长的结构变化;(2)基于生命周期与风险偏好理论并经实证验证,前述存款长期化依人口结构(老龄人口越多)呈现空间结构异质性(效应越强);(3)构建三阶段计量模型识别“住户存款长期化→企业贷款长期化→企业短债长用减少”的因果链条。本文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类金融强监管政策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发挥了治理作用,并存在时空双维的结构效应,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中国119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加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由此,商业银行应主动应对数字金融带来的冲击,采取外防内控的风险管理策略,以降低数字金融对银行带来的负面冲击。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旨在考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有助于消除寻租影响、促进企业市场创新。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转型经济中,寻租作为非正规补偿手段和"关系资本",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创新产生了扭曲的正面影响;优化营商环境显著影响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的关系,对消除寻租影响、促进创新有积极作用。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显著调节寻租对企业不同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利于无寻租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本文结论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消除体制性的负面产物,进而提高市场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吗?——来自中国沪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构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关联的基本理论模型,并推导了可检验的三个假说。通过选取2005～2009年之间的647家上市公司共3235个样本的相关数据,文章对理论假说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显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提升企业价值,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来自环境信息披露导致的预期现金流增加,其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效果不明显。我国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环境保护的效力方面的差异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基本原因。     

非处罚性监管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发放问询函是近年来加强一线监管的重要体现,但对这种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研究比较缺乏。文章基于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研究了非处罚性监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且收到的财务报告问询函总数越多、针对同一财务报告的问询次数越多、财务报告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回函公告总数越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越强,同时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细分特征也会影响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和政治关联不利于问询函监管发挥作用,问询函监管通过缓解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投资效率。文章的研究验证了非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体现了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创新监管方式改革",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证据。     

货币环境、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选取2007—2020年中国38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固定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同时也可能存在正“U”型关系,货币环境会削弱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以及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削弱作用主要集中于非国有大银行。因此,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文章认为对银行高管薪酬进行适当的监管和限制是必要的。另外,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制定合适的薪酬限制措施,有利于更好地控制银行风险。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17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数字金融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数字金融通过影响银行收入结构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对数字金融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效;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的风险约束有效。该成果可为防控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行业特征和内部治理机制的视角,运用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效应.得出结论: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具有诱发高管在薪酬激励下采取高风险承担决策的倾向;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取决于政府监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双方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