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几种误解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迅速兴起,援助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是最近才开始对外援助的吗?中国的对外援助是要搞新殖民主义吗?中国的对外援助妨碍了受援国的发展了吗?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为了驱逐西方国家吗?这些问题近年来备受西方媒体关注,甚至产生误解,文章对此一一进行了辨析。     

新时期对外发展援助:加拿大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既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外交工具。伴随着中国正在成为新兴的对外援助大国,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以加拿大为例(1),总结了西方对外援助的特点,包括设立严格的资格审核条件;为提升援助有效性,注重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援助核心领域和弱势群体;关注人道主义和健康领域的援助;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对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资助等。尽管近年来西方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时常受到质疑,加拿大的经验对于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提升发展有效性,加大对人的生活和发展需求的援助,注重国际发展学科建设,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以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知识储备。     

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范围与地域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共同发展、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外援助日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与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治国方略,受到国内社会大众、国内外学者与政策实践者的关注。中国对外援助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学者并未足够重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作者试图以战略概念和视角思考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目标的内涵,涉及发展领域的战略关切、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因素。中国政策实践者需要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凸显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提升对外援助集中、决策、协调、规划、动员等战略能力,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与地区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围绕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发展并且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有效性与国际责任角色。     

制度质量、对外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

对外援助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双边合作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章采用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援助的内生性及使用全球治理指数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制度质量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援助能够有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良好的制度建设是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分样本回归显示,受援国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效应在亚欧受援国表现明显;拓展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和OECD国家对外援助呈现出"1+1>2"的效果。为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和质量,中国需要改进对外援助结构,加强对援助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减少受援国制度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增长、政治、社会与道德四大目标,呈现出战略规划性、互利共赢性、责任义务性、相知相交性、开放包容性五大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日渐发生显著的变化,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由此,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满足其五大特点,从而更切实地力助向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迈进。对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并且借鉴美日等国家有益的政策及其实践、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确定中长期的沿线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估、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深化三方发展合作,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从而创新对外援助模式,更好地提升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并使其成为重要支柱,努力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其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对外援助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些业已成为有条件援助盛行的依据。作者通过回顾美国对非洲援助的阶段性特征,评析了美国对非洲有条件援助的效应及其制约因素,认为美国的有条件援助不仅缩小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耗费了大量的谈判成本,而且还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最后分析了中国的非洲战略对美国产生的效应。     

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与效应评价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对外援助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些业已成为有条件援助盛行的依据。作者通过回顾美国对非洲援助的阶段性特征,评析了美国对非洲有条件援助的效应及其制约因素,认为美国的有条件援助不仅缩小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耗费了大量的谈判成本,而且还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最后分析了中国的非洲战略对美国产生的效应。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的各项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由于对外援助的性质是通过复杂的经济工作完成国家战略任务,所以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必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内容、方式和管理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式和管理体制,这个进程至今仍未结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管理也日趋成熟。     

浅论九十年代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

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由来已久。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逐步成长为经济大国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结果。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对外开发援助”只是反映这一过程的一个具体方面。其明显的轨迹是,要求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分工,包括在世界的热点问题上和地区冲突中发挥作用,从而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日本90年代的“对外开发援助”必然会有许多新的调整和充实,以适应二极格局消失后依然动荡的国际社会的变化。     

互利共赢: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出口能力提升

文章利用2002～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提供的援助与受援国出口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规模扩大,提高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这对于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来说都是有利的,符合中国对外援助"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符合受援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但并未促进农产品等非制造业产品以及初级品和资源品等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从而较为全面地驳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资源掠夺论"等负面观点;中国对外援助不仅促进了非洲国家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也促进了非洲以外其他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尤其是中低收入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中国"促贸援助"并未显著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受援国工业发展在中国对外援助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方面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政策通财

中国每年给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为了支持一些国家抗击自然灾害的损失，重建家园，为了帮助一些国家克服各种事故造成的困难，为了一些国家的发展项目，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必要的无偿援助。这些援助是道义上支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为了提高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多年来我们逐步改进了对外援助模式，将对外援助改成在中国采购，或有中国负责在受援国进行施工，帮助中国公司的发展，一举两得。     

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目标及其实现

西方国家出于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提供对外援助,这些政策目标包括战略与安全目标、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等。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援助国一方面主要通过设定和附加援助条件来直接影响希望获得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主要援助国之间进行援助政策协调,确立各自的优先援助对象,并与多边援助机构就援助条件进行协调,维护援助国自己的利益。     

二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

对外援助政策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杜鲁门政府开创了在和平时期政府实施对外援助的先河,使对外援助政策与美国外交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是：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手段的继续;刺激资本输出的重要手段;掠夺原料的手段。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对外信息传播特征变化与国家形象——以中国网关于中国援助日本地震和援助印度洋海啸报道为例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帮助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但是,国家形象与媒体的对外传播有很大关系.本文以中国网关于中国援助印度洋海啸和援助今年日本地震的报道为例,运用文本分析研究法对这两次不同时间的报道特征上的变化进行分析,并讨论这些变化对塑造国家形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援助能改善对华印象吗——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形象管理效应的海量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对外援助常被看作塑造国家形象、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关于对外援助项目能否达到改善对华印象的效应,既有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作者首先从理论上探究援助改善对华印象的机制,然后在实证部分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的1316803个观察数据以及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地理坐标距离计算和时间匹配,探究中国对外援助项目选择路径以及对华印象改善机制的时间效应和距离效应,发现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存在选择偏好,即以改善式援助为主。此外,援助的对华印象改善效应在援助项目结束后5—6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减弱,但回落速度较慢、长期效应依然存在;在项目实施之初,对华印象改善效应则存在反向作用和倒退期。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对外援助项目实施时需要密切关注民意反馈,更好地实现项目落地的“软着陆”;同时应注意关注援助项目的长期动力,增强项目的对华印象改善效应的持久性和长远性。     

中国在非跨国公司与国家形象

一些国家对中国在非洲投资及援助的关注,为中国在非跨国公司贴上了政治标签,从而渲染了中国对非洲战略的负面国家形象。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利益相关的中国跨国公司,应成为塑造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中国跨国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既有助于建构良好企业形象,也有利于形成中国尊重人权,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进而促进中非传统友谊关系的发展与深化。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对外援助和OFDI是我国构建“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国家风险是近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挑战，直接威胁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益。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8年对外援助和OFDI数据为样本，构建对外援助、OFDI和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探索对外援助对于OFDI的风险缓释机理，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向受援国的OFDI流入，我国对外援助每增加1%，流入受援国OFDI会增加0.1208%。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国家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尤其是对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作用明显，进而可稳定和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向受援国家流入。第三，对外援助对OFD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相比基于发展目的的援助更能促进OFDI，并能显著抑制国家风险，而技术和资金援助相较于直接提供物资和人力援助，可以更好地促进援助国能力建设与治理改善，对OFDI发挥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第四，对外援助的风险缓释作用存在明显的“非利他主义”和“挤出效应”，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对外援助在OFDI领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从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的经济交往看国家近代化的政治前提

对外交往特别是对外经济交往是一个国家近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交往又必须与对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即是说必须建立在国家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对外经济交往,方始对该国的近代化有所促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它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下被迫实行对外交往的,因此这种对外经济交往既谈不上有任何平等,自然就没有什么互利可言,有的只能是各侵略国家单方面的经济侵略利益。早些年有位美籍华人学者曾将上述这一众所周知的普遍认识归结成为所谓“压迫论”,     

转型经济期我国政府对外经济职能的转换成因分析

转型经济期,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必须转换,由于中国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的事实,我国对外经济职能也必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