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言行”偏差与金融市场间长期动态相关性——基于混频DCC-MIDAS模型

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构建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来衡量央行“言行”偏差的程度，并基于混频DCC-MIDAS模型对金融市场间长期动态相关性展开研究。实证结果如下：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产生负向影响，其影响主要来源于意外的货币政策紧缩；对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收益率波动具有非对称性影响。针对金融市场间长期动态相关性影响，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负向影响债券-外汇市场间的长期相关性，尤其对于国债与外汇市场的长期相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股票-外汇市场的长期动态相关性，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央行正向的“言行”偏差；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对于股票-债券市场的长期相关性影响不显著。     

公司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相关性实证研究

从上市公司微观角度,分析同一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和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公司资产影响股票和债券价值的是其均值的变化,而非波动率;公司资产价值变化的信息并非同时传递给所有投资者,而是先融入股票,再传递给债券。结论显示,影响公司债券收益率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无风险收益率,而公司资产的价值变化的影响相对要小很多。     

金融资产收益动态相关性:基于DCC多元变量GARCH模型的实证研究

金融资产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对于投资者的分散化投资与资产配置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股票和债券是可供投资者选择的最主要的两种金融资产。基于DCC(Dynamic ConditionalCorrelation)多元变量GARCH模型(Multivariate GARCH Model)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和债券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呈现出动态时变的特征,并且相关性的波动性很大。此外,通过对影响我国股票和债券收益之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进行的分析,发现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场风险会对我国股票和债券收益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显著影响。     

对冲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实证分析

对冲基金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工具.本文采用马科维茨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及相关的投资组合风险收益分析工具,对对冲基金的收益和风险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对冲基金全行业平均收益率高于标准普尔和全球债券指数收益率;(2)对冲基金收益率的时间序列不服从正态分布,其三维和四维的分布特征表明其历史收益率虽然出现异常波动的概率较低,但一旦出现,损失很大;(3)对冲基金收益率与代表传统投资工具的股票、债券收益率之间没有稳定的相关性,对冲基金在牛市和熊市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因此,在不考虑数据偏差的条件下,投资对冲基金期望收益更高,但并不比传统投资工具"危险".     

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

以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货币供应量变动作为货币政策调整变量,以印花税调整和财政支出变动作为财政政策调整变量,来研究股票市场的波动,分析了单个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和政策调整组合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一货币政策中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显著,而利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显著。单一财政政策中印花税调整在中期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显著。不考虑宏观经济指数变动时,只有利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显著为负向,印花税调整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显著;考虑宏观经济指数变动时,三个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不论是否考虑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变动,财政支出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显著负向,货币供应量变动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显著为正。     

机构投资者、波动性和股票收益——基于沪深A股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为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对股市波动性及股票收益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加剧了股票的波动,但股票波动加剧并不会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提高会增加当期股票收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净增加会显著提高下期股票收益率;(3)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资产组合当期夏普比率较高,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资产组合下期夏普比率较低。     

政府换届、经济政策与政治经济周期

在梳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比较中西方国家该理论前提、内在逻辑的差异,并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关命题,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1953年～2008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会"召开周期 (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波动周期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中央政府换届导致地方政府交流周期,政绩考核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产生纵向、横向上的竞争,并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发展举措,进而加大了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政府政治周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项目竞争、软预算约束以及货币信贷倒逼机制,扩大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在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异常冲击时,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表现出平稳经济波动的特征.     

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基于国内97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政策利率降低和货币政策波动性增加都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2)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相对更为激进;(3)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在不同的经济金融周期形势下具有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宽松货币环境、信贷扩张期和经济下行期的作用,要分别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信贷紧缩期和经济上行期;(4)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更加激进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5)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加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可以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这说明基于“双支柱”的组合式调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货币政策无法兼顾多重目标的不足。     

我国保险机构特征偏好与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研究

本文从保险机构禀赋特征角度,论述保险机构债券配置偏好,确定债券配置标的资产——政策性金融债、商业银行债和企业债.根据确定的债券种类,本文以资产负债久期免疫的均值方差方法为理论依据,构造边际必要收益率模型,获得债券资产价格阈值区间作为收益特征衡量标准,并结合阈值区间的中枢波动,完成风险特征的刻画.最后,本文提出保险机构固定收益资产配置方法及投资策略.     

实体部门预期与宏观紧缩效应防范

本文在实体企业债务融资模型中引入预期模糊因素,剖析宏观紧缩预期对企业融资决策及债务流动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刻画相关稳定政策,为做好"六稳"工作中"稳预期"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研究发现,鉴于谨慎预防心理,预期模糊加剧了企业的融资需求,造成实体债务流动性相对紧缩,其紧缩程度与企业预期模糊强度成正比。通过企业债务配置的微观机制发现,在某一特定的预期模糊范围内,企业主体对加总债务紧缩程度感知出现分歧,造成企业债券价格及背后流动性的波动。进一步地,本文基于预期模糊机制给出"稳预期"策略,同时针对债券价格波动及债务流动性紧缩,分别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角度刻画了相关稳定政策。通过求解含有中国经济特征的转移路径,上述理论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得以验证。     

影响我国认股权证价格的股票收益波动因素分析

标的股票收益的波动是认股权证价格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我国特殊的市场环境,对股票收益和认购权证价格之间进行研究表明:标的股票收益率和权证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且这种关系随着市场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标的股票收益波动率会对权证价格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着滞后性,同时也随市场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加拿大政策利率对多伦多股票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表现有密切联系.研究利率调整对股票市场表现的具体影响,对货币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以加拿大多伦多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事件分析法和构造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了2001—2016年加拿大政策利率冲击对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指数收益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加拿大政策利率冲击对多伦多股票市场具有显著影响,正政策利率冲击会导致股票市场收益率上升,而负政策利率冲击会导致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货币政策宽松对股票市场的利好程度要优于货币政策收紧对股票市场的不利,在控制了指数历史收益情况后,上述影响依然是显著的.     

紧缩性货币政策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其经济后果

本文基于质押比例、私利侵占与违规行为视角,考察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压力增大时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受到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条件下,股权质押企业会削减质押比例,使得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有所减少,同时对违规行为起到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二级市场股票流动性对货币政策的治理效应产生影响:在股票流动性低的组别,其对质押企业私利侵占的治理效应更强;在股票流动性高的组别,紧缩货币政策对质押率的负向影响更大,对质押企业违规行为的正向治理效应更强。本文还证实了在紧缩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正向治理效应最终能够显著提升质押企业业绩。     

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特征、成因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已连续四年以超过10％的速度高速增长，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正在加大。此轮通货膨胀基本特征为：实际总需求大于实际总供给；受外贸顺差和国外资本流入影响，人民币供给呈现被动扩张局面；上游产业波动大于下游产业价格波动。其形成原因是：流动性过剩推动商品、资产价格上涨；信贷规模扩张过快过猛。鉴于此，我们应采取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健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行政政策。     

美联储进入和退出量化宽松的节奏与效应——兼论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策略

本文深入分析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进入与退出的步骤和次序,系统概括了量化宽松影响美国债券收益率的机制,全面评估了量化宽松退出影响美元资产和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渠道。提出了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政策建议。其量化宽松退出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产生正负双重效应,负向冲击体现为中国持有的长期美国债券价格因收益率上升而下跌,正面效应表现为美元升值与美国股票和不动产的潜在上涨动力增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的重点,不是削减美元资产比例,而是调整美元资产结构,减持剩余存续期较长的美国国债,适当增持美国的较短期国债、股票、企业债券和不动产。     

宏观因素、公司特性与信用利差

基于2011-2013年52家公司债券的月度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和公司特性层面两个角度研究我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宏观层面上,GDP增长率、投资者信心指数和无风险利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为负,GDP增长波动率和国债即期利率斜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为正。公司特性上,现金流波动率、股票收益波动率和财务杠杆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为正,公司规模和资产收益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为负。整体上,相较于宏观因素,公司特性因素对债券信用利差解释程度较大。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短期融资券市场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吗？——信用利差非对称性研究

本文基于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融资券的信用利差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效应,即短期融资券的信用利差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的上升幅度大于放松货币政策时期的下降幅度。此外我们还发现,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短期融资利率与股票收益率存在竞争关系,即短期融资信用利差的上升对股票指数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在放松货币政策时期,短期融资利率与股票收益率却存在互补关系。     

中国养老基金战略资产配置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年1月1日—2008年7月31日期间的股票市场数据、债券市场数据和货币市场数据为基础编制股票收益率指数、债券收益率指数和现金资产收益率指数,通过对上述三指数均值方差最优化方法来实证分析中国养老基金的战略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养老基金需要配置30%左右的股票资产来提高长期收益水平,投资股票不仅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对养老基金的侵蚀,还可以分散基金投资风险。建议社保基金监管部门放宽对个人账户基金和企业年金的股票投资限制。     

保险公司股票收益率对利率变化敏感吗——来自中国上市保险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率是影响保险公司经营行为和经营结果的外生变量。本文使用GARCH-M模型,以我国上市保险公司为样本,对保险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利率敏感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保险公司股票收益率具有较高的利率敏感性,股票收益率与长期利率负相关;利率变化所引起的股票收益率波动产生了跨期权衡效应;股票收益率的利率敏感度具有时变性,会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