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哪种资本战略更激励创新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框架下,研究资本战略选择对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手工搜集从新三板转板至主板上市企业（成功实行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企业）的相关数据,利用PSM匹配直接IPO上市的公司（实行一步到位资本战略企业）,比较两种不同资本战略实施对创新投入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长的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创新投入。在此基础上,探究企业内部决策机制、资本市场中观层面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资本战略影响创新投入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资本战略通过缓解投融资约束提高研发费用化强度和研发资本化强度;中观层面,分析师关注起调节作用,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实施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的研发资本化强度越高;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创新投入,进而产生挤出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在实施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中得到部分缓解。研究结论对创新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助力自身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弥补研发投资市场失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增加内部现金流缓解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通过提高主业业绩削弱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从而抑制了金融化。与国有企业和成熟期、衰退期企业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能够抑制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的金融化。本文从金融化视角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效果，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对于重塑金融化政策范式，进一步科学优化政策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战略激进度与公司创新*

公司战略的制定影响公司整体发展方向。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激进度越高，创新成果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和产品竞争较强的情况下，公司战略激进度对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管理层激励和失败容忍度在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通过分析战略激进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对管理层进行经营决策、治理层激励创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通过对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房地产企业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其金融化,且过度金融化企业的效果更为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减小其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过多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但履行社会责任并不能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来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维度来看,员工、供应商、客户、消费者、环境与社会等维度均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而股东维度则不能。并且,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抑制其金融化,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减弱社会责任对遏制企业金融化的主效应。上述发现对房地产企业优化资产配置、防止脱实向虚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再融资政策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产出——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14年中国证监会出台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再融资政策,旨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提供金融支持。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创业板再融资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再融资政策能够显著增加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促进创新产出。机制分析发现,再融资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现金流水平、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营运能力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按照内部企业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对样本进行划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代理成本低、金融化程度低、非国有创业板上市公司将所募集资金用于研发创新活动的动机更强,面临较强外部市场监督、激烈的市场竞争或位于东部省市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创新产出受再融资政策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再融资制度,持续降低创业板上市公司再融资门槛,加强股权再融资事后监管与市场监督,加快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金融支持体系。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平台的力量：设立研发平台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研发平台的设立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转型升级背景下，是否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在创新平台的多边网络结构下，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框架并综合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新动态能力的视角，使用2018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系统探讨了企业设立研发平台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在运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级别越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平台影响企业创新的核心作用在于能为企业带来政策协同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更具引领性和自主性，具体表现为更可能采取引领型技术定位、自主研发型技术来源等战略。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研发平台的结构—行为—绩效的作用机制和结果，丰富了平台创新的微观领域文献和理论脉络，为优化企业研发平台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大企业内部创新投入提供了实践借鉴。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脱实向虚”现象日益普遍,企业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文章基于2011—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讨管理层持股、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大、股权制衡水平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被削弱,即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来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作用及其调节机理,对于制定相应的对策,提升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服务企业创新战略的高校依存度问题研究

以中国中东部地区163个服务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排序选择Probit以及Logit模型研究若干因素对于高校平台创新依存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创新绩效、创新活动激进程度、企业技术含量以及创新研发投资密度与服务企业对高校依存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没有与之体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跨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5～2013年47个国家(地区)27842家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以研发投入度量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和股票资本流入显著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债务资本流入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均成立。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加强FDI和股票资本流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同时抑制债务资本流入的负面效应。本文从跨国视角考察了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为理解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来自企业创新活动层面的新经验证据,也为一国加快金融开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依据。     

创新政策、企业家特征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现有研究注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集中研究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政策效应.本文对创新政策进行更细化的分类,以2009-2011年广东省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家人口特征,采用Hausman检验确定用随机效应模型展开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正相关;政府补贴、金融支持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知识产权政策、企业家年龄、教育背景、职称及薪酬对企业创新活动没有显著的影响.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视角

本文以2011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两批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间的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城市层面上研究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明显地提高试点区域的创新水平，这个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创新影响较大，而对于西部的创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检验了金融科技是否能够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完美契合了科技金融为科技进行融资的特征，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筛选优质科创企业、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累积性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与最优政策

建立了一个两阶段研发（R&D）竞赛模型,分析在累积性创新市场上厂商选择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其创新决策及最优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商业秘密能够作为创新的有效保护机制时,政府应该对初始创新实行宽专利保护政策,以刺激创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此时专利政策仍不能奏效,那么政府就应该实行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允许初始创新者和后续创新者达成同盟协议。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组织正式化与创新激励政策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