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银企距离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

伴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与银行网点数量的扩张，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银行网点距离数据，分析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需求侧来看，长期信贷占比的增加降低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供给侧来看，银企距离的缩短增强了关联银行产品承销动机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同时避免信贷资金回流金融体系造成的系统风险。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税负、虚拟经济发展与工业企业金融化——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税收负担是否成为倒逼实体经济企业向金融投资领域进军的重要动因？虚拟经济发展在企业税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效应如何？本文使用2010—2016年A股工业企业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微观税负能显著提高工业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2）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税收负担的金融化效应更为明显；（3）虚拟经济发展将放大税负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弥补研发投资市场失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增加内部现金流缓解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通过提高主业业绩削弱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从而抑制了金融化。与国有企业和成熟期、衰退期企业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能够抑制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的金融化。本文从金融化视角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效果，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对于重塑金融化政策范式，进一步科学优化政策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薪酬管制能促进企业“脱虚还实”吗?——基于“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将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政策视为衡量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限薪令”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薪酬管制对企业“脱虚还实”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主要通过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和降低管理层风险偏好两种机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促进企业“脱虚还实”;薪酬管制政策对金融资产类型和金融渠道获利存在结构性差异,表现为对投机型和保值型金融资产以及风险型金融渠道获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薪酬管制政策通过积极影响企业核心业务与实体投资,促进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蓄水池”或“替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投资,势必减少对经营资产的投资,这是否会导致实体经济被"挤出"?本文选择2002—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与广义货币M2周期变量和法定准备金率显著正相关,与股票指数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即基于预防储备目的。企业对非现金的其他金融资产的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正相关,而与M2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对其他金融资产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动机,即以减少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追求金融资产上的收益。一些经营运作良好、财务状况较佳、托宾Q较高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较多。     

金融发展、企业主营业务与企业发展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背景,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主营业务能力视角,审视金融发展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作为中介渠道发挥遮掩效应,即企业主营业务能力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但金融发展抑制了企业主营业务能力从而遮掩了其正面效应.这与金融发展背景下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主营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由此提出应当逐步优化金融结构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资本错配,使金融发展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

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可以显著引导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偏向实体投资，表现为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同时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外部监督渠道和实体投资成本渠道，增加企业信贷融资规模、降低盈余管理以及缩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对收益差距，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能够发挥更大的“投实”激励效应，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有益的补充。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纳税信用建设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实现“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可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选取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开放式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当开放式创新水平高于门槛值后，数字化转型可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有类实体经济中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此，提出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优化开放式创新合作方式、推广开放式数字转型模式的对策建议，希冀切实提升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管理者行为、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金融化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压力，部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不断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在主营业务上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企业金融化。同时，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代理行为和非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的两类行为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考察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的内外部监督对管理者代理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深化对企业金融化动因的认知，为实体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