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杠杆率与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结构特征、渠道机制与监管治理

本研究借助中国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考察企业杠杆率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进一步将金融监管纳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企业高杠杆率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上述影响随着企业属性以及生命周期展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杠杆行为通过增加财务成本、加剧财务不稳定性、恶化市场预期,并进一步从创新的“投入-产出”层面形成挤出,这些都无益于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改善“企业杠杆率—数字化转型”负向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展现出了显著的结构性优化特征。有鉴于此,想要充分利用杠杆行为驱动数字化转型绩效水平,就必须要在差异化去杠杆条件下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当下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蓄水池”或“替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投资,势必减少对经营资产的投资,这是否会导致实体经济被"挤出"?本文选择2002—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与广义货币M2周期变量和法定准备金率显著正相关,与股票指数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即基于预防储备目的。企业对非现金的其他金融资产的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正相关,而与M2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对其他金融资产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动机,即以减少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追求金融资产上的收益。一些经营运作良好、财务状况较佳、托宾Q较高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较多。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更高;但配置的金融资产仅是流动性强、易于变现的金融资产,而非追逐相较实业投资的超额利润。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在高管籍贯地受灾程度严重、公司风险水平高和管理者权力大时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显示: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持有现金更多、研发投入更少;高管受教育水平的上升会弱化贫困经历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越大。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公共服务,其在应对数字化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关键影响。以地方政府上线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年至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区域人才集聚效应与技术集聚效应、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等途径正向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数据开放对内部组织结构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和管理层具有海外经历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作用更强,并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活力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越显著。基于此,地方政府要完善数据政策,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配置决策——来自信息技术型审计师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息技术型审计师指派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向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配置具有信息技术专有知识的审计师,并且更加注重技术型审计师的执业经验。经过内生性处理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亦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型审计师配置的积极影响在风险较高和信息需求较大的数字化企业中更明显;同时从事务所内部层级来看,总所更具有向数字化企业配置技术型审计师的比较优势。此外,数字化转型下的技术型审计师配置决策在同行业和同一企业集团中存在溢出效应。本文从技术型审计师层面提供了数字经济时代审计市场人力资源配置调整的新证据,对数字化治理新格局下事务所人力资本的数字素养培育具有重要启示。     

江苏省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模式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江苏省作为数字经济强省,近年来注重数字经济建设,对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投资,积极借助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通用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文章对江苏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现状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提炼出江苏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中小股东网络监督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网络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发挥了治理效应,并且这一治理效应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增加监管问询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负面网络舆论较多、散户投资者较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中小股东网络监督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完善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战略差异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阻碍还是激励？

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需要资源长期稳定投入的深层次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企业战略定位的影响。以2007—2022年A股企业数据为样本,基于战略差异度视角探究企业战略定位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战略差异度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战略差异度的提升会使企业融资环境复杂化、加剧代理冲突,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在弱市场地位、资本劳动密集型、低审计质量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更明显;第四,相较于数字技术应用,战略差异度对数字技术嵌入的阻碍作用更强,而战略动态变化能够缓解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论为增强企业战略与数字化变革的适配性,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决策参考。     

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的僵尸企业溢出效应

越来越多非金融企业开始大量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这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还鲜有文献从行业内企业相互影响的角度研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本文以僵尸企业的溢出效应为切入点,运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非僵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僵尸企业增加了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在僵尸企业与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制造业子样本中更显著;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缓解了僵尸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僵尸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僵尸企业的复活有助于减少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理解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以及解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因具有理论意义,还对通过处置僵尸企业为正常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从而引导企业回归主业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不确定性与居民金融资产选择

文章把不确定性纳入对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分析,说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居民金融资产总量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资本市场上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资本性资产偏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