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金融风险市场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互联网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得出了线上社会互动在1％的显著水平下激励着家庭参与金融风险市场,进行线上社会互动持有金融风险资产的概率和比重分别提高2.45％和2.49％左右.     

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股票或风险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这两个比重较低,在控制了参保情况或时间展望期后这一影响仍然显著;而投资者风险态度和遗赠动机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健康风险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寿险持有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首先测度了家庭层面的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抑制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提升,且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家庭持有商业寿险是这一负向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低收入、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中青年家庭和持有中高债务规模的家庭而言,老年人占比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负向效应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放大了老龄化的负向效应,而普及金融知识教育、增强社会互动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后,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到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比例也会提高;并且投资经验有助于家庭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此外,本文发现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家庭资产的累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爱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     

主观预期寿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模型中引入主观预期寿命,对主观预期寿命、遗赠动机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老年居民的主观预期寿命是理性的,该指标在研究家庭金融决策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主观预期寿命的增长显著提升了家庭持有政府债券和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并增加了家庭在相应资产上的配置。遗赠动机会弱化主观预期寿命增长对家庭持有相应资产的可能性和配置比例的正向影响。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和代理变量,笔者发现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得性对于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资产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会通过对家庭民间借出的降低来减少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此外,金融可得性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即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高于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此外,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和2015年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这进一步证实了金融知识对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中国养老基金战略资产配置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年1月1日—2008年7月31日期间的股票市场数据、债券市场数据和货币市场数据为基础编制股票收益率指数、债券收益率指数和现金资产收益率指数,通过对上述三指数均值方差最优化方法来实证分析中国养老基金的战略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养老基金需要配置30%左右的股票资产来提高长期收益水平,投资股票不仅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对养老基金的侵蚀,还可以分散基金投资风险。建议社保基金监管部门放宽对个人账户基金和企业年金的股票投资限制。     

人口老龄化、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尽管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十分可观,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深度老龄化以及居民较低的金融素养,可能会僵化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素养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考察金融素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家庭选择投资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活期存款的可能性都会降低,转而会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但是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抵消老龄化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单一化的不利影响。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基于不同调整策略的动态资产配置对比研究

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里,风险控制和资产管理策略是影响资产配置效果的两大关键因素.条件价值风险(CVaR)被证实比价值风险(VaR)更适合用于金融风险的度量,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比静态的资产管理模式更能及时响应市场信息的动态变化,这意味着动态资产管理模式有利于捕捉投资机会和规避风险.文章建立带CVaR风险度量的动态多阶段资产配置模型,并着重考虑不同的期末资产调整策略对资产配置效果的影响.针对期末资产全局调整和局部调整两种策略,以及零次调整与多次调整策略的应用效率进行比较.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局部调整策略优于全局调整策略,多次调整策略优于零次调整策略.     

中国家庭寿险资产和其他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

本文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的视角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寿险和储蓄、股票、房产四类资产的选择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结合SUR和Probit、Tobit回归联合估计家庭几类资产的选择方程.主要发现,家庭寿险(股票)资产的持有率、寿险(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都是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家庭财务脆弱程度显著影响了家庭的寿险持有,但对于其他资产的持有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家庭资产配置中,房产挤出了三类金融资产,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选择金融资产,尤其是寿险和股票资产.负债的家庭更多地持有寿险,更少地持有储蓄.中国南、北方家庭的资产持有形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房屋拆迁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文章基于心理账户和资源保存理论,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房屋拆迁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房屋拆迁显著增强了家庭投资金融风险资产的意愿,提高了家庭在金融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比重.财富损失预期在房屋拆迁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中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这一中介效应受到社会保险的正向调节.文章从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相融合的视角进行分析,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结果提供了新见解;同时,研究结论对拓宽居民家庭投资渠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城乡差异与因素分析

金融资产已成为城乡家庭重要的资产构成，文章利用CHFS数据，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考查城乡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主要变量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表现为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比农村家庭高7.16%，参与深度高33.56%。高收入样本和东中西部地区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仅仅是家庭收入提高和地区经济增长，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城乡差异反而有扩大的迹象。     

诉讼风险、资金持有与企业资产配置

本文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配置为切入点,选用2001—2015年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诉讼数据,实证检验了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尤其显著缩减了金融资产的配置规模和比例;诉讼风险对非国有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资产配置的冲击更为明显;诉讼风险的作用机理是资金削弱效应,即减少内部可用现金流和提高外部可融资金成本。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善和企业投融资决策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