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农村社会的村规民约研究

南疆维吾尔族村民有一些长期以来相沿成习不成文的村规民约是自治的一种体现，大部分内容涉及到当地维吾尔族的家园文化、宗教观念、禁忌习俗、民族风情和村务管理，反映了维吾尔族传统习俗对当地农村社会，治安和促进地方发展的作用。现代维吾尔族乡规民约在传统的互动互补的关系中的存在价值。当代维吾尔族乡规民约和当地规章制度，对南疆的乡村治理起着重要作用。     

浅议民间法之乡规民约

作为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规民约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以劝善惩恶为任务，以调整规范我国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历代的锤炼，它不断发展完善，现在已经成为乡村地区除了国家制定法外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本文从乡规民约的概念、特征、作用以及在当代的处境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更好地认识乡规民约对我国乡土社会的调整作用。同时，发现其与国家制定法间的互动，并结合它所处的当代环境分析认识到乡规民约同国家制定法相辅相成，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调整当代的中国社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代以来乡村公务人员称谓的历史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公务人员的称谓经历了乡地---村正副---村长副---乡长副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理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的基层政权和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振兴中的政府职能作用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

本文运用公共产品、治理理论等相关理论，以黑龙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职能作用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作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的应对策略，为改善政府乡村文化职能提供理论基础。对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府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的研究，不仅扩展了政府职能的研究领域，还充实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内容。文中探讨了如何发挥出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整体布局中的重要作用和独有价值，补充了目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研究。     

创新模式健全体系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一个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证分析

基层治理的重心在乡村。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一批乡村治理的成功范例脱颖而出,甘肃张掖就是其中之一。张掖乡村治理成效显著的实践及特点是注重乡村治理顶层设计、突出乡村综合治理、着力筑牢乡村治理网络、优化乡村治理资源配置、提高乡村治理专业化水平、创新乡村治理、培育特色亮点等。"张掖经验"的实质在于做到了乡村治理的五个坚持,即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以及"共建共治共享"。     

制度变迁对乡村区域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关中地区村庄修路的事件与过程

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对建国后关中地区两个村庄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作用下,乡村区域治理秩序不同,乡村区域公共产品和参与公益事业的水平也不同,借用象限来表达三者间的动态关系。以此为视角,文章认为在新农村建设时期,由于村庄利益博弈、基层政府理性不作为以及国家刚性制度的缺失,该地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乡村区域治理秩序。文章最后认为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要形成良好的乡村区域治理秩序,政府制度供给责任不容推卸。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在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则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结合目前乡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乡村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进行合理的分析,从而探索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新路径,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嵌入性治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

本文主要探讨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其背后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而揭示社会网络嵌入对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近代东北商人群体过深地嵌入地缘性社会网络,从而在组织上表现出地缘封闭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在乡村基层社会却表现的可圈可点,不仅牢牢掌控商品流通网络,而且还有效参与了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代东北商人群体基本掌控县、镇级商会组织,并通过土地投资和人情借贷等方式深深嵌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之中,凭借由此获得的人脉、信用和信息,在基层市场的博弈中取得优势;二是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绅在身份上多有趋同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农村基层网络参与是多途径的:或通过其控制的商会组织、或通过其在乡村中的代理人,或在与乡绅身份趋同后直接以后者身份参与乡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治理。这种治理关系源自于巩固其行为嵌入乡村社会网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需要,并且是在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通过与乡绅在利益和身份上的趋同性而最终实现的。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凉山彝族自发移民探讨

凉山彝族自治州存在较大规模的"乡-乡"自发移民。自发移民对迁入地既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存在户籍管理混乱、"超生"现象突出、义务教育难以落实、宅基地和承包地私下交易、公共服务缺乏等突出问题。为促进自发移民地区的乡村振兴,应从"自治""法治""德治"入手重构基层治理体系,自治重在"发展"移民主体地位,吸纳移民参与迁入地经济社会生活;法治重在依法"管理",明确属地责任,实施临时居住登记制度,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德治重在"巩固"迁入地社群关系,以乡规民约方式建立社会融入机制。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

乡村文化是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传承发展,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对于我国乡村治理和城市现代化平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目前,乡村文化振兴面临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乡村文化管理主体作用时而相对离散、乡村群众参与和监督意识尚需增强等困境。分析认为进一步振兴乡村文化应在推动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乡村治理协同机制,以及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乡村的正确引领作用等诸方面着力。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现状是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贫困陷入恶性循环,农民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乡村文化亟待革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为此,应当改革乡镇政府,明确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指导原则,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治理模式,准确定位政府作用,更新治理观念,调整财政支农结构,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建设乡村文化。     

西部地区乡村居民点开发的模式及路径研究

以现有的相关参考文献为依据,首先阐述了乡村居民点的概念以及开发乡村居民点的重要意义。其次,针对西部地区现有的乡村居民点开发模式进行概括,研究发现目前西部地区乡村居民点主要有集约用地模式、重构治理模式和整治分区模式三大开发模式。然后,在综合思考影响居民点开发的因素,对西部地区乡村居民点开发模式做出相应的适宜性评价。最后,从生态环境、空间布局、产业协同和布局渐进几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边境地区乡村人口流失与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对策——以绥芬河市J村为例

劳动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严重，使乡村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境。边境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使得边境地区乡村人口流动与治理问题更值得学界关注。本研究以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地区的J村为例，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发现边境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方向是多种的，形态是多变的，影响乡村人口流动的因素既有生计策略、基础设施这种客观条件的选择，也存在身份认同这样的主观思考。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产生留守老人与儿童、家庭或婚姻破裂、农村空心化和产业发展困难等问题，使得边境地区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本研究旨在从过去的和现在的村落文化中探索乡村治理的机制，探寻乡土社会内生性发展的社会基础，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与思考。     

乡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实现路径探析

德治思想对历朝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均产生过深刻影响,乡规民约作为一种道德教化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今天,乡规民约的德治功能理应受到重视,要给予乡规民约正确的认识,通过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进一步发挥乡规民约的德治功能。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结合点，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聚焦数字乡村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旨在厘清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具体而言，本文系统梳理国家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政策对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进行阐释。从财富创造效应视角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高质高效、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培育智慧农民等角度促进农村财富积累，起到了“做大蛋糕”的作用。从普惠共享视角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技术扩散效应、资源普惠效应和网络共享效应助力农村的普惠共享，起到了“分好蛋糕”的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数字化财富创造能力和数字化治理能力较弱、农民数字素养亟待提高、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鸿沟依然突出、数字技术的产业融合效应较弱等现实问题。本文针对数字乡村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发展智慧农业、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从治理到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理论的提出、内涵及模式

文章从治理及治理理论的发展现状说开，并提出乡村治理理论，通过对乡村治理理论的内涵和模式进行详尽阐述，试图厘清乡村治理的一般理论，从而为乡村治理的实践与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数字化乡村治理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中办、国办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大内容，对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中国数字化乡村治理出现了较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破解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既需要结合国内数字化乡村治理的一般模式，也需要围绕治理思路、价值取向、具体机理等主要内容，开展中国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思路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从实践上理解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新内涵，加快数字化综合创新平台等新基建建设应用，推进新方位、系统化的乡村政府职能流程优化，因地制宜开展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绩效考核。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

党的二十大强调，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级样本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并探索了高素质人才和涉农财政政策对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稳步提高，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作用较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仍有较大空间。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其中，高素质人才发挥中介作用，涉农财政资金主要发挥调节作用。为此，需要以数字普惠金融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发挥好人才的中介作用，涉农财政资金的调节作用，夯实乡村振兴内生基础。     

投资者保护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山大学"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研究项目组"研制的投资者保护数据,从宏观层面的地区治理环境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安排两个视角考察了投资者保护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越好,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反映投资者保护的公司治理安排对调整速度的作用受到地区治理环境的影响,而反映投资者保护的地区治理环境对调整速度的作用则不受公司治理安排的影响。此外,地区治理环境在企业下调与上调其资本结构时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公司治理安排在资本结构下调与上调时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却不存在显著差异。     

比较视角下西安乡村治理创新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现有条件下,推进广大无特殊优势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而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制衡机制是影响治理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文章通过比较西安乡村治理创新模式的异同,从理论上更加清晰地动态刻画出不同类型乡村地区的治理特点,更利于西安乡村治理实践的进一步创新,以便于做出更切合西安实际的治理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