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中国最低工资增长及其就业效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最低工资制度不仅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保障,也是对劳资间相对权力关系和积累的制度环境的协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并非单一的外生性保护政策干预,也是积累进程中劳动者生存环境、劳动力供求条件以及经济增长体制改变内生作用的结果.最低工资增长标示着普通劳动者收入提升,亦可能通过正向的生产率效应和需求效应,驱动就业与工资的同向增长.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与劳动力供给结构性不足、公共政策保护性增强等因素相关联,但同时与中国经济增长体制转变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经验分析显示,当前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推动潜在的青年劳动力供给增加,并且不会导致失业率的提升.充分发掘最低工资标准合理提升带来的正向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变的必要选择.     

“增量”是否“提质”: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正推动我国就业市场发生新的变革,新就业形态加速涌现,灵活就业已经成为劳动力的主要选择之一,但“增量”的同时,如何提高灵活就业质量日益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灵活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独有特征,探索性地测度了灵活就业质量,并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分维度差异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者多为男性、农村户籍、高龄以及低学历劳动者,且其工作收入低、工作强度大、工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广泛存在,就业质量普遍较低;基准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灵活就业质量,这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工作收入以及工作自由度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新生代、低人力资本、雇员型以及非农业户籍灵活就业者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培养灵活就业新业态与提高灵活就业者数字素养进而提高灵活就业质量。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对政府进一步提升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就业质量,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与共同富裕。     

从最低工资制度看经济发展——解读《最低工资:政策效应与新共识》

最低工资制度起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993年我国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此规定的出发点是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近几年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转换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滞后,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在就业、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基于美国经济学教授及学者——戴维·纽马克的《最低工资:政策效应与新共识》一书来探究最低工资对经济发展影响和实践的认识.     

劳动力异质性与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分析

最低工资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经济政策,也是经济学家关心的议题。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欠佳,所以我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导致未覆盖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多,而覆盖部门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增多,总的就业效应方向并不明确。     

二元经济结构下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正面影响则很小。因此,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情况,合理设置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促进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层次提升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其职业层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对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影响的文献，为政府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就业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作为自然实验,应用回归调整的差中差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青年和中年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技能群体中的男性和青年女性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低技能群体中的中年女性就业却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且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幅度越大,对就业的消极影响越大。因此,政府适当的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助于低技能劳动力整体工资水平的增长。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论证。那么，数字基础设施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能否促进以代际流动为代表的、更能体现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与开放性的纵向公平?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人口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首先，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代际收入流动分析框架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然后将“宽带中国”政策外生冲击与CFPS数据相结合，利用DID模型以及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检验了这一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劳动力供给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父代对农村户籍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减少农村户籍子代对父代社会资本的继承，即能够通过破解教育资源以及高水平社会资本对农村户籍子代的约束，实现对劳动力供给侧的数字化赋能。从劳动力需求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创新，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社会监督，促进公平与法治，可以为农村户籍子代收入向上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运气”,实现对劳动力需求侧的数字化赋能。本文为更好地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更全面地评价数...     

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由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劳动力就业函数,从理论层面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等因素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时基于中国2004_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技术进步、城镇化、老年抚养比等指标,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综合比较来看：现阶段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对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具有不确定性。其他控制变量如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城镇劳动力就业,而老年抚养比、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却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策含义为：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理清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类型以及不同性别可能存在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就业效应,主张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逻辑建构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益贫式增长机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重要途径。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研究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本文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方式上的逻辑关系。并沿着“改革开放前-涓滴型增长-益贫式增长-共富型增长”这一历史线索，梳理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结合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约束因素，从解决相对贫困、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中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等角度提出了我国从益贫式增长转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最后，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统筹全面均衡发展、以数字经济落实共建共享等视角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再审视：包容性增长与职业多样性的视角

职业多样性能够较好地捕捉数字时代劳动力在新型职业就业的特征,但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研究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关注较少。本文在归纳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是促进包容性就业的重要社会基础,而数字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提高就业包容性。此外,在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而在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推进数字经济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发展,应该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多样性,在促进机会公平中推进共同富裕。     

最低工资与城镇老年劳动参与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保障老年群体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区县最低工资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堆叠”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政策对城镇老年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我国城镇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1.44个百分点;(2)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男性、低技能、低财产性收入和来自东、中部地区的老年群体;(3)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老年群体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和离退休再就业的概率,降低了离退休的概率,也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的工资水平。根据结论文章认为,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缓解老龄化问题和提高老年群体福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电子商务与农村收入流动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不断与农业农村融合,农村电商快速发展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农村电商发展是否会促进农村收入向上流动,这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提高农村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通过创业和产业升级机制促进农村收入流动性向上流动的基础上,采用2011—2020年全国25个省1269个县的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方法,实证评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示范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向上流动,农民收入跃迁值增长2.4个百分点;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创业机制和产业升级机制提高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其中发展农村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水平是重要的传导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城市留居意愿——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形成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在县域层面分析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留城意愿增加10.3%。数字经济对留城意愿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影响较低人力资本农民工高1.3%。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引致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偏向高人力资本农民工，但学习效应下低人力资本农民工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缩小了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民工福祉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发展如何释放人才红利——基于城市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分析

人口红利的日渐式微需要充分释放人才红利进行弥补，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全国26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释放人才红利的作用机理。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人才利用效率，其作用途径主要在于数字经济扩大了城市就业市场规模和加速了人才流动，从而实现了“人才-岗位”的优化匹配。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前数字经济对人才红利的释放作用主要在于充分发掘了中小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人才潜力。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数字经济释放人才红利。研究认为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辅之以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并进一步加强区域城市合作，最终实现人才红利驱动的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