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贫困陷阱”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据中国1952--200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贫困陷阱”,且外资在推动中国走出这一陷阱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放宽索罗模型中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减这一假设条件,提出在存在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增阶段时可能出现人均资本的积累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因素和折旧因素对它的稀释作用,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内部人均资本无法自行增长,使经济陷入“贫困陷阱”,而外资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则可以有效地将该国经济推出这一陷阱。     

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功效和区域贫困化问题研究——基于中国1038个县（县级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5年中国1038个县(县级市)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模型进行了邹至庄检验。发现: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模型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结构变化的拐点在人均GDP为11617元。也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支出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不显著的。贫困陷阱地区的经济起飞存在一个明显的阈值,政府的财政推力只有超过这个阈值,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兼论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中国1978-2007年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差别很大,相对于物质资本积累的迅速增长,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资资本存量的比率连年下降,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剑桥资本争论"与新古典边际分配论质疑

目前位居现代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由于完全排除了特定经济制度和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框架,以至在与新剑桥学派发起的"剑桥资本争论"中不断以逻辑悖论形式公诸于众;从 而表明,真正的收入分配理论须联系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竞争经济的研究框架。     

资本效率对我国财政政策选择影响分析

财政投资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后发优势作用下,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是不可分的,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并且大于劳动的边际收益阶段,财政投资对资本的投入应继续增加。为推动经济加快过渡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阶段,财政对资本的投入应集中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研发投资,提高对研发主体的投入,优化研发主体的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尽早进入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发展轨道上来。由于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财政投资适当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倾斜,在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之间适当折中。     

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资本研究

在当前知识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以文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正以一种主导范式的身份呈现。文化嵌入经济增长和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不仅是作为一种整合与制约的变量存在,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企业成长的一种资本。文化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资本"在促进企业成长过程中逐渐演化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企业家个体性文化资本、组织性文化资本以及非家族社会性文化资本,这三种文化资本分别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技术进步、资本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 2 0年来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状况和资本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发现中国经济的累积技术水平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 ,资本边际生产率虽然出现递减的趋势 ,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因此 ,中国经济增长并未表现出不可持续的特征 ,仍存在动态改进的机制。     

论韩国经济“贫困恶性循环”的突破

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容易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长期滞留于落后状态,而资本形成是其中关键因素。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自身极其恶劣的经济条件而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不能自拔的韩国,通过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外资的引进以及对外出口创汇为两个关键节点,成功突破"贫困恶性循环",实现了经济起飞。     

中国省级包容性财富指数估算：2010—2020

采用教育成本法、永续盘存法、预期收益折算法等方法对2010—2020年历年分省份的人力资本、生产性资本、生产性自然资本和非生产性自然资本进行量化估算，测算并分析包容性财富及其结构。通过对包容性财富的分析发现：2010—2020年全国和各省份包容性财富和人均包容性财富都实现了增长，但各省份发展不均衡，各省份包容性财富和人均包容性财富差距仍比较大，且包容性财富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但人均包容性财富的差距却在缩小。通过包容性财富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分析发现：包容性财富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指标在计算总量和人均量上的排名相差不大，但在增长率方面存在很大差别。此外，国内生产总值对资源型国家或省份的财富统计存在一定的局限，而包容性财富指数可以从一个全新维度和视角来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是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经济分析的又一重要指标。通过对包容性财富结构分析发现：中国包容性财富结构中自然资本占比持续下降，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已开始成为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完成依靠自然资本发展的阶段，处于由依靠生产性资本向依靠人力资本转型的重要阶段，预计2027年人力资本占比将超过生产性资本占比。     

新疆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分析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资本积累和资本边际效益所起作用大小不同。文章在数理分析基础上得出金融发展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边际效益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用新疆有关数据对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新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金融发展必须与新疆经济特点相适应,应该重视更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更大投资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样本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带动了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影响中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主要有三个：人均GDP、外汇储备余额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以2009-2014年的中国经济季度数据为基础,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人均GDP、外汇储备（FER）、对外贸易依存度（DFT）作为解释变量,对它们进行相应地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人均GDP和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显著,而受外汇储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要实现“走出去”扩张战略,应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以增加中国经济总量;应保持对外贸易出口优势,以进一步提升外贸开放程度,应向境外适度扩散外汇储备,以提升外汇储备使用效率。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若干思考

收入陷阱存在于各收入阶段,表现为低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等收入陷阱。西方国家及"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告知我们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效应以及收入的公平分配。而中国目前人力资本投资及收入分配状况都令人堪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就不能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乏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要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先解决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及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我国财政支出、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

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政治外溢与中国的区域差距——-基于产出核算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采用产出核算法研究了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研究发现：（１）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驱动型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人均物质资本差异对于地区产出差异的解释程度远远高于技术差距。（２）以某地与政治中心距离所表征的政治区位和以是否拥有海岸线表征的经济地理，对该地区的人均产出、人均资本和技术水平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意味着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减少政治外溢是缩小区域差距的有效方法。     

外资与湖北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其外资利用不足，这正是导致其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对湖北的经济增长与外资投入进行计量分析，外资投入对湖北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从而提出积极吸引外资的相应策略。     

近代民营企业家与利用外资

主要论述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利用外资的思想和实践。指出他们为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地位，积极主张并引进外资于所办企业中。他们利用外资的基本原则和活动，促进了近代经济发展，无论对于我国当时还是今天，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不平衡性。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通过分析全国各省市人均GDP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千人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数的相关数据间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认识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对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而提出若干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江苏消费主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从消费主体角度,消费可分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三个部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上述三个消费变量对总产出的冲击效应。选择江苏为研究对象,对总产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四个变量建立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究三个变量对总产出的冲击效应。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人均产出有微弱的负向冲击效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对人均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政府消费对于经济拉动作用具有短平快的特点,但是难以持久。因此,应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角度去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仅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应压缩政府消费,将宝贵的财政资金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并且继续不遗余力地提高城市化水平。     

外资银行的经济增长效应:生产率增长还是资本积累?——基于增长分解的实证研究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迅速增长,构成了一个理想的检验外资银行相关理论的实验样本。本文采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的数据,在分解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实证评估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调整了外资银行进入的内生性之后,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外资银行进入的增长效应主要源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对资本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上述发现说明,深化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和积极引进外资银行,不仅能使中国经济获取额外的"开放红利",而且,也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