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理论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本文运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分析了“三农”问题的实质和根源。以产业结构变动为前提说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从地租形态的变化说明农民贫困的社会根源;从产权角度预测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未来趋势。本文认为应当切实落实“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采取减负与创收并行的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思路,并积极推动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     

韩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如何有效地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方针,实现目标任务,韩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目标导向明晰化、财政支持力度大、实施手段法治化、重视智力反哺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等成功经验,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正确理解和把握工业反哺农业的关系

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是国际上的普遍现象.探讨工业反哺农业的认识误区,正确理解和把握工业反哺农业的关系,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要认识到工业化进程加速是工业反哺农业、促使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条件.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支持政策的实质 ——兼论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选择

农业支持政策在发达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和工业支持政策保持基本相同的变动规律,属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手段。“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城乡统筹战略选择下的特有经济范畴,其实质是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我国的土地产出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目前技术允许的极限,单纯依靠进一步发展农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一条有效途径;现代农业补贴政策的大部分功能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并且受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的制约,也不能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应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视角的农民群体分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农民群体分化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加快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以城乡统筹方式分担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本。农民群体分化成本由政府、企业、农民、城镇居民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共同分担或支持,才能真正体现城镇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民群体分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     

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工业反哺农业

工业反哺农业并不必然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中期就开始调整工农关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依据修正后的霍利斯·钱纳里模型来判断,我国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时期;根据工业反哺农业是政府对农业“予大于取”的界定以及“取”“予”的强制性,对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财政农业支出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工业反哺农业起始于工业化中期的21世纪初,最晚不过2004年。先行工业化国家一般是在城市化率接近或超过50%、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5%以下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而我国是在农业就业比重为46.9%、城市化率为41.76%时开始工业反哺农业的,反映出就业结构转换和城市化的滞后。因此,还应加快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形成。     

农机购置补贴、财政支农支出与土地生产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工业反哺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杠杆”作用。文章在梳理农机购置补贴及财政支农支出的传导机制和拓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剐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与财政支农支出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及财政支农支出的传导机制均是有效的;（2）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土地生产率对单位面积土地上农机购置补贴的弹性分别为0．0045、0．0189;（3）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土地生产率对单位面积土地上财政支农支出的弹性依次为033、025。     

吉林省县域经济“三化”发展现状分析

“三化”是指农业工业化、农业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分类,农业现代化指标分为物质投入和效率两类指标,物质投入指标包括化肥和农机两类指标,效率包括耕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化肥、农机投入产出率四类指标.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并且城镇化进程不断加深.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大省,更加需要进行农业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以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在县域经济总体水平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吉林省可借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长吉图开发开放贸易先导区的利好政策,更好地发展吉林县城经济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工哺农的战略路径选择

在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背景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具有客观必然性,反哺的路径有多种选择,其中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智力反哺是一种造血型反哺,对于促进劳动力转移,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均具有决定性和建设性意义.以人力资本投资"反哺"农村和农民,主要应以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健康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内容.     

武汉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对解决“三农”问题，专家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策略、办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解决“三农”问题的一般性思路是通过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化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全面现代化。我们认为武汉市解决“三农”问题有较优越的条件，武汉市应抓住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契机，为农村引进资金和人才，充分利用武汉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确立城市导向型的产业发展方向，以优势项目的发展为龙头，带动农村地区的全面现代化。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农户是粮食生产决策的主体,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对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在13个粮食主产区4958个农户的调查资料,对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农户种粮积极性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建立Logit模型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强弱的影响,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种粮积极性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此外,耕地规模、纯收入水平和农业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都与种粮积极性正相关。因此,应该继续推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并加大补贴力度,提倡规模化经营模式,发展粮食生产专业户,不断提高粮农收入;针对地区种粮积极性的差异,还应该推行差异化政策。     

“三农”政策执行过程系统研究——基于经济社会属性分析

＂经济人＂理念常被用于解释经济现象中的利己行为,但是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农民,社会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三农＂政策执行过程中,＂经济人＂和＂社会人＂属性共同对政策执行结果造成了影响,通过保定市的调查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     

华北地区新生代农民的土地意识变迁——基于对河北省北榆林村和西葛村的调查

由于社会的变迁,与父辈相比,两地新生代农民的土地意识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文条件不同,新生代农民的土地意识又存在地域差异。总体而言,华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对土地的多功能性认识充分,但体会不深刻;耕地保护意识得到普遍确立,但粮食安全理念被忽视;土地流转以不失去与土地直接关联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收益的自发租赁流转为主,主动实现土地财产价值的流转意识不强;认同土地公有观念,但土地权利意识逐步增强;土地维权法律意识强,土地纠纷解决方式理性化。     

“话语民主”语境下的草根民主——从毛泽东的底层民主到网络的民主实践

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农民的"话事权"理论,不仅包括话语权,还包括办事权。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借助"大字报"的形式将其"话事权"理论付诸实践。毛泽东底层民主的实践旨趣与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的理论旨趣隐隐呼应。哈贝马斯提出了现代多元化社会中的人们在公共领域进行交流、沟通的商议民主理论,以唤起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投入到公共议题的商议中来。网络民主实践与"大字报"有类似之处,在实践中,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网络既是草根民主的新载体,也是滋生网络暴力的温床。     

欠发达地区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的调查与思考——以甘肃省庆城县为例

本文对庆城县近年实施的惠农补贴政策效果进行梳理,认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补贴项目繁多、补贴涉及面广、审核难度大、补贴程序繁琐、运行成本高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的建议。     

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理念的现实思考

孙中山主张的＂平均地权＂思想,内涵复杂,由于土地公有或均等分配无法实现,只好将其解释为：核定地价,土地增值归公,甚至设想按照土地核定价由国家收购后,再分给无地农民等。虽然从总体上看,仅是一种对封建土地状况进行改良的做法,不能够完全代表、体现、满足当时广大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或愿望,而且由于孙中山去世过早也没有能够得到落实。但是,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丰富思想,对于目前如何处理诸如土地收益和增值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WTO“汽车皮革案”中的国际责任范围及其启示

WTO国际法律责任的范围通常是非溯及既往的,而"汽车皮革案"执行问题专家组将《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有关条款解释为实施了禁止性补贴的成员有责任溯及既往地撤销补贴。这一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对本案的深入分析认识对于中国处理有关补贴的争端及中国参加多边贸易谈判都具有借鉴意义。     

“三奖一补”政策对缓解财政困难效用的思考——以贵州省贫困县乡为例

中央财政2005年开始实施的“三奖一补”政策,不仅是中央财政加大对县乡财力支持力度的有效方式,更是一种政策导向、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基层财政困难的关怀,对于巩固基层政权,提高执政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构筑和谐社会,都有重大的意义。该政策从实施到现在已有4年时间,从总体上看,“三奖一补”政策对全国缓解贫困县乡财政困难的成效是显著的,但对于缓解贵州山区贫困县乡财政困难的效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经济人"与"公共人":政治制度设计的人性择拟

"经济人"与"公共人"是人们在政治研究中所进行的制度设计的人性择拟.在人的本性依需要而定的逻辑判断下,引导人的行为主要有道德说教和制度规范两种方法."经济人"预设与"公共人"导向都以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为中轴.作为对人性的正当引导与合理预期,制度设计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防止利己主义的发生,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基于此判断,公职人员在事实上可能以"经济人"的方式生活,但在价值层面上必须坚持以"公共人"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