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金融制度在我国的变迁

一个制度的变迁方式,主要看这个社会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博弈和协商,而我国金融制度变化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核心重要表现于政府供给主导型变迁让位于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由于"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本文主要以相关理论为依据以我国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为背景,阐述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及发展的进程。     

中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负效应研究——以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银行改革为例

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特点.纵观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的每个阶段,无不折射出政府强制性制度供给,政策性银行改革更是政府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典型.由于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崇尚市场,追求商业利润,忽视了合作性和政策性,因而导致农村金融向商业性方向发展,使农村金融弱化、退化、边缘化的同时,进一步成就、加深、凸显了"三农"问题.     

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金融制度在金融组织、宏观调控、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等方面还存在制度缺陷,因此需要有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来推动我国金融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金融制度变迁方式在我国不大可能实现,而地方政府最有可能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成为连接中央政府制度供给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因此,我国金融制度创新与变迁可行的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构建失灵及其解决模式--义乌小商品市场变迁的案例研究

本文指出,现有市场主导型(需求诱致性)和政府主导型(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存在许多的问题.它没有对为什么有些制度变迁是成功的而有些却是以失败告终的给出解释,也没有理清两种制度变迁模式相互作用的规律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本文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案例的研究为线索,试图弥补这些缺陷,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单纯的市场主导型制度变迁或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都可能以失败告终,因为单一的制度变迁引导机制无法很好克服制度变迁机制中所面临的"制度构建失灵"问题--市场力量无法提供制度变迁中所必需的公共品,政府力量无法很好解决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共融与信息冲突的问题;(2)成功的制度变迁需要通过结合诱致力量和强制力量来解决公共品提供不足以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因此,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以及共融利益关系的形成是制度变迁成功的核心.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演化博弈论解释及其应策分析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在土地要素跨城乡配置过程中长期博弈的结果。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历史变迁中各主体的博弈演化关系特征及约束条件,表明以村集体及农民的诱致性变迁为主导,是由需求引致型变迁向供给主导型变迁过渡的历史过程,属于典型的卡尔多改进,需通过统一村集体与农民利益,降低地方政府利益损失,弱化地方政府阻碍偏向等措施促使博弈实现相对稳定均衡。     

金融制度变迁与中国银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制度的变迁是沿着"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均衡—……"这一路径演进。同样,中国分业经营的形成也是一次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背景下的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近些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也更加明朗,中国加入WTO之后,原有的分业经营的制度均衡必将打破,因此,在以风险分析为依据选择实现金融多元化经营过渡模式和设置转变进程是我国未来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     

论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过剩问题

制度变迁是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相互作作用的过程。理论界对制度供给不足讨论得比较多,但往往忽视了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在一些集权和政府管制较多的国家,制度供给过剩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或者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容易产生制度供给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也管制需求密切相关。研究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过剩问题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0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综述（下）

二、微观经济学研究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制度变迁过程的研究 制度变迁过程一直是我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杨瑞龙等在其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制度变迁的模型--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杨认为,改革初期,我国的制度变迁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中央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者,此时的制度变迁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日渐扩大,此时属"中间扩散新制度变迁方式";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主体的确立,我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逐渐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这就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三阶段假说.     

政府制度供给与乡村合作运动——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前半期,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村经济,国民政府推行了以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促使了合作社大量快速设立。但是合作社发展受到了来自于财政金融体制的制约,根源在于政府有效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及制度建设协调性缺失。实际上,同时作用于乡村的各种制度共同组成了社会的"制度系统"(如与合作社相关的行政、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制度间耦合关系决定了任何一项制度都必须与其他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此外,制度供给还要与政府的"社会动员"相结合,以形成政府力量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共振"。否则,社会经济变迁极有可能会陷入"头重脚轻"的困境。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及其金融深化的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由来已久,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是其根本原因.制度供需抑制、民间金融的夹缝生存迫切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再设计.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浅析了金融抑制问题及其成因,并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探讨制度设计的对策研究.     

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作为民营经济支持的主力,民间金融有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我国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制度变迁特征,而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中间作用不容忽视。这其中折射出相关利益主体的反复博弈,并最终表现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推动民间金融通过法治化进程向民主化方向演进。     

民间金融的制度变迁——立足于经济制度变迁史的研究

由于金融制度的供求失衡,民间金融有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我国民间金融制度的创新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制度变迁特征,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中间作用不客忽视.这其中折射出相关利益主体的反复博弈与较量,并最终表现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推动民间金融从非组织化向组织化方向演进并逐步实现合法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间金融民主化的过程.     

中国金融体系变迁路径依赖与民营经济融资困境

我国渐进性改革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剧变的情况下 ,由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迅速变迁为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为了替代财政注资国企的功能 ,我国金融体制变迁过程的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具有严重的所有制偏好 ,加上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制度供给约束处于弱小状态 ,使得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极不相称 ,大部分金融资源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领域 ,民营经济陷入融资困境 ,整个金融体制变迁由于结构性的缺陷而陷入事实上的路径依赖 ,形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锁定状态 ,因此需要相关的制度创新来矫正其路径偏差。     

中小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融资模式选择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模型为基础，运用制度变迁的“需求一供给”与“收益一成本”的理论构架来分析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演变历程及其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目标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由初始的边缘化模式演变为政府主导型模式；再由政府主导型模式演变为现在的市场主导型模式。（2）根据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演变的逻辑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制的目标模式应是建立混合型融资模式。     

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探析——基于“中国之谜”与制度变迁的视角

基于"中国之谜"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我们发现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有如下基本内涵:(1)政府主导的强制性、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2)"渐进式"的增量改革;(3)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次大国模式"。中国金融发展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及高度统一的金融体制起主导作用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模式的特殊路径与顺序选择。理解金融发展"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剖析政府因素和其他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博弈与耦合。     

日本农村金融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农村金融制度主要由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及一般商业金融构成,其在运行中具有“需求追随型”的农村金融发展战略、“政府主导型”的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合作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有效结合、完善的风险防范制度等特有的制度优势。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应借鉴日本农村金融制度,全面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扩大服务范围,加快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合理发挥政府在金融制度创新中的支持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及其金融深化的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由来已久,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是其根本原因。制度供需抑制、民间金融的夹缝生存迫切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再设计。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浅析了金融抑制问题及其成因,并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探讨制度设计的对策研究。     

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异化、变迁与边界——以“法律与金融”为视角

农村民间金融法律供给存在异化,一是农村金融的法律供给与需求不均衡,二是正式金融机制、法律制度与农村社会内生规则的不契合。本文以"法律与金融"为视角,对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合作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农村民间金融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度变迁。以政府、市场与自治的博弈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边界与本土化选择。     

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与基本特征的思考

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主要受初始条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及利益集团的要求等因素的制约,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非农村经济主体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制性供给;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路径相背离;农村规范的外生金融与不规范的内生金融的冲突贯穿于整个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全过程。考察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得出: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金融制度结构与农村经济制度结构不对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制度变迁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国家发展战略视阀下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类型,也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分析需要侧重于供给方面的因素,重视制度环境这一外生变量。然而在我们国家,决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际路径并不只是局限于制度环境所包含的相关众多因素本身,而且还包括其不断变化的具体内涵,国家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载体,相当程度上是这些变化具体内涵的综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