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设立能否助力企业“走出去”——来自微观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2—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研究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发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生产率提升两种渠道助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有海外经历高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大,且经济技术开发区比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国家级开发区政策相较于省级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数字贸易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数字贸易是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9—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比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前后、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专利授权量是否提升来检验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贸易通过增加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对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     

清洁生产标准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如何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那么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管制的清洁生产标准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为此,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考察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机制及其对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二,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中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第三,清洁生产标准在短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在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四,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来实现绿色生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洁净煤气的消费.     

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及溢出效应分析

作为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于实现开发区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绿色升格显著降低了园区内、园区外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实现城市总体的污染减排。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园区的优惠政策促使园区外资源向园区内转移,从而使得园区内与园区外企业采取不同的减排策略。具体而言,在资源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园区内企业通过生产投入替代与技术改进降低污染排放,而在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园区外企业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技术创新实现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正向环境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因开发区类型、企业污染程度而异,且高新区与经开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与推动开发区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吗——基于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的调节效应

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可行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环境保护税”是中国绿色税制中的代表税种,对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实践,以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差异和高管团队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环境保护税在短期内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并非是以现有的技术创新为基础进行再次创新的杠杆效应,而是通过挤压其它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可以有效地推动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但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的影响;环境保护税在不同的高管团队中影响不同,在“两职合一”和“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中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优化环境保护税税制改革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充分发挥政策红利。     

财政金融协同、绿色低碳发展与技术创新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目前全球环境污染以及能源快速消耗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而财政和金融作为资金外部供给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梳理了我国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背景,选取具有绿色准公益性特点的可再生能源领域作为研究方向,以可再生能源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政策建立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策实施效果。结果表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缓解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长期融资能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政策的出台更有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融资状况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实现经济低碳发展。     

通向绿色之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心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强,同时各城市群建设对其内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3)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两种机制。(4)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在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发展的同时,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城市绿色发展;创业活跃度和金融集聚水平能够强化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经济预期目标会弱化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为进一步开展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智能制造何以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智能制造的实施是我国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手段,亦是兼得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借助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总体上能够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率、强化内部控制水平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从企业、行业、地区异质性因素来看,当企业的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行业属性为低碳行业、位于胡焕庸线东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时,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存在显著的绿色创新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智能制造的实施对同行业非试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溢出效应,而提高行业内实施智能制造的企业数量能够强化这种作用效果;另外,智能制造的实施对企业发展存在经济后果,企业可以借助智能制造的实施来提高绩效水平。研究结论验证了智能制造可以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对于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利润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采用200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传导渠道及其调节机制.估计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且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等检验后依然稳健;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地区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轻污染地区企业更易受政策驱动,并且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环境管制严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会缩减企业利润,但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故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由二者共同驱动,且创新驱动大于利润驱动;地区环境立法和执法越严格,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研究结论厘清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对有关部门制定环保政策和合理配置资本有所裨益.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绿色产出偏向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9—2018年农业绿色TFP增长的技术进步产出偏向分解

在中国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将农业主要水污染物（总氮和总磷）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基于RD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DEA模型测算并分解1999—2018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指数,进一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产出偏向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TFP增长率持续提高,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TFP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产出偏向性并总体上偏向绿色产出（即偏向减少污染物排放）,表现为技术进步偏向减少总氮和总磷排放的省份数波动上升以及各区域的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都有所提升,但也存在时空差异;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城乡收入差距、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提高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的提升,而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会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绿色产出偏向程度的提升。应从农业支持政策、环境规制、绿色技术供给、农业生产者发展等多方面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农业技术进步的绿色产出偏向程度,以实现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创新

基于2015—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可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绿色金融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即环境信息公开与绿色金融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方面能够产生协同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非省会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城市更为显著。     

董监高责任险、企业声誉与绿色创新

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通常不会自发向绿色转型。现有研究考虑了代理人损失规避的心理,而忽略了创新是一种集体行为的事实。绿色创新更多来自合作研发,也可导致企业内部的激励无效。因此,文章以声誉机制为切入点,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陆续购买董监高责任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董监高责任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虽然董监高责任险可能加剧企业短期逐利的行为,导致“脱实向虚”,挤出绿色研发,但仍可通过发挥“声誉保险”的作用,降低潜在的声誉损失,增加合作机会,促进绿色创新。企业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后,绿色发明专利的授权数量增加了14%,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数量增加了10%。这一结论不仅验证了董监高责任险的绿色外溢效应,还为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兼顾经济和环保的双重目标、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启发。     

税收竞争、国家级开发区设立与实际税率

利用国家级开发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及边界分析,从区县企业距离开发区的远近识别政府间的逐底税收竞争,发现相较于远离开发区的区县企业,国家级开发区对邻近区县企业的吸引力更大,这就加大了邻近区县的税收竞争压力.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各区县与国家级开发区距离数据的税收竞争分析显示:离开发区越近区县的企业所...     

基于创新系统理论的开发区创新文化体系研究

创新系统理论将技术创新与文化体系相融合,构建一种创新文化体系,它是整个文化体系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并将创新作为变革和发展关键动力的系统。开发区文化体系中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以及具有创新粘结功能的中介机构。这四个创新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合作,由此产生创造型协同作用,从而形成完整的开发区创新文化体系。开发区的创新文化体系使各种创新要素集中化,使创新主体角色转移顺利实现,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最合适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与工业企业绿色发展

本文根据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直接效应减少污染物排放,显著促进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产业结构、环境管制和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城镇化则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整体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进一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节能提效、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通过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对策建议。     

区域创新系统与高新技术开发区互动研究--以川南一体化经济区为例

创新系统是进行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高新区则是实现创新产业化的途径与基地。创新系统与高新区通过互动传递创新知识、技术和信息，支持创新产业化和再创新。区域创新系统与高新区的互动是区域内多个创新主体即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和产业集聚化基地———高新区之间的交叉纵横互动，具体表现为宏观面与微观面、主体与其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实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