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金融经历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Baker等人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依据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以及CEO金融经历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显著,具有金融经历的CEO可以缓解该抑制效应,且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在CEO金融经历的调节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此,政府应优化实施经济政策的方式,改善民间投资环境;企业应合理配置高管团队以发挥烙印机制的最优效应,完善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管理者需正确认识自身优势,避免盲目自信导致过度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与中小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迪博上市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小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内部控制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对中小企业投资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抑制中小企业投资;加强内部控制会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在不确定时期的投资;良好的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企业、低成长性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指数为基准,研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旦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就越少,所以表政策环境对企业投资有很大的影响,政策因素的变化与调查过上市公司的投资有决定性的变化,所以说明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投资影响很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吗?——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政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出发点,研究这种特殊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有别于国内已有研究,本文使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衡量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企业的投资不可逆程度、学习能力、所有权性质、机构持股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能够刺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程度。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希望通过改变现行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时,也要关注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对企业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定价偏误：成因、后果与机制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利用200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股票定价偏误,而且这种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信息环境、行业类型和区域位置的企业中有所差异。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风险承担、竞争战略差异在这一关系中的机制作用以及高管金融背景因素在这一关系中的负向调节效应,并分析了股票定价偏误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与融资能力的影响。本文为深入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就相关政策制定提出了参考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

本文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限制银行信贷影响企业从事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进而抑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企业金融化"。本文以2000-2016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增长率,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回归主营业务,避免经济脱实向虚。考察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本文发现,相比于准备金要求,贷款价值比工具对降低企业金融投资增长率的作用更显著。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银行信贷是宏观审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部分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20%。     

政策不确定性、市场竞争与资本配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地级市核心官员变更可能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此类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其中一个重要渠道是降低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其经济后果是,当面对着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减少了投资规模,同时更倾向于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未能充分利用好的投资机会实现企业成长,降低了公司业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领域的文献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全球金融周期、经济韧性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全球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基于坚持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本文研究全球金融周期进入衰退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韧性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首先,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全球银行、国内银行及国内企业的理论模型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以全球不确定性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周期衰退（即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经济韧性提升能够缓解该负向影响,更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进一步缓解该负向影响。其次,基于微观数据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出有显著负面影响,中国经济韧性提升能够缓解该影响,包括贷款价值比、贷款损失准备要求、针对特定交易的税收要求、区分不同货币的储备要求等宏观审慎政策更严格能够进一步缓解该影响。基于宏观数据的分位数向量自回归（QVAR）模型结果表明：全球不确定性冲击会给中国经济周期带来负面影响,当中国经济韧性处于较低分位数时影响更大,而更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缓解上述负向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政策建议,长期应更加关注通过提升经济韧性来应对全球金融周期的不利冲击;短期应侧重宏观审慎政策的合理使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基于TVP-SV-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当前形势复杂多变，调控政策的实施会影响经济金融平稳运行。运用TVP-SV-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在经济平稳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降低金融稳定性；在经济不平稳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反而会提升金融稳定性。经济波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影响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监管当局需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

本文选取1985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的双边跨境银行信贷数据,考察包含18个报告国和191个接受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报告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双边跨境银行资本外流减少,即发生银行信贷撤回现象;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跨境银行资本外流越少;报告国和接受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变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跨境银行资本撤回,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接受国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跨境银行资本撤回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国央行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时不仅需要实施跨周期宏观调控,而且需要考虑报告国与接受国的金融发展因素,实施差异化的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脆弱性 ——基于企业家特质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小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脆弱性的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冲击企业财务脆弱性,在经济政策动荡时期更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作为企业的重要人物和资源的企业家特质对这种冲击具有调节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企业的财务脆弱性影响也有所不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8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模型分析在金融发展调节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越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力度,但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会起到负向调节作用;(2)宏观异质性分析发现,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存在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3)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确实存在倒U形非线性影响,并且只有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和技术人员占比较高的企业中金融发展的抑制效应才会显著,而在是否"两职合一"企业中却没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