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

文章立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从“富裕程度提高”和“发展成果共享”两方面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以民营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为着力点，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为“富裕程度提高”贡献非公有经济的力量；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惠及广大农村居民提高“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机制检验表明，民营经济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能够在助力“富裕程度提高”的同时带动“发展成果共享”。市场化水平和金融素养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发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前应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制度环境，并充分重视民营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及效果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共同富裕和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研究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并利用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门槛效应、消费拉动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创业效应等,推动经济增长,缓解贫困,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同时普惠金融通过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需提高,改善收入差距的能力还需强化。故论文建议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应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通过创新产品和业务、注重普惠保险业务的开展等措施,更好地服务弱势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吗?

本文基于CHFS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家庭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是重要的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为了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应完善中西部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加强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教育及数字技能培训。     

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63个国家和地区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的异质性，并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在“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均发挥积极作用，最终提高经济体的共同富裕程度。第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在“共同”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高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在“富裕”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低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第三，有助于创业是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且这一机制在收入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作用更显著。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以期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基于2013—2020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结构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分区域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省份较为显著,而在东部省份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基于287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金融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数字普惠金融是兼具效率与公平的一条实践途径。本文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这两种效应。研究表明:(1)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作用,并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2) 分维度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有正向作用,数字化水平则是负向影响,数字信息化与普惠金融的错配延缓了共同富裕进程;(3) 分地区看,存在东部效应高于中西部的差异。本文认为,除了继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包容性和便捷性外,需加大对落后地区以及老年人群的关注,以弥合“数字鸿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我国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以可承受的成本向所有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高度契合。本文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凝练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即普惠金融通过资源配置和创业水平演进助推共同富裕的中介作用,从而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效应,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赋能。     

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

全球经济正处在数字化转型时期,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能够为推进中国共同富裕提供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解读。本文通过阐释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1—2021年全球18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推动普惠金融供给能力提升是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缓解金融约束是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机制。普惠金融供给能力提升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提高普惠金融使用程度和提升普惠金融可持续性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促进经济发展。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互联网普及率高、国民受教育程度高、小微金融机构分布广以及金融市场准入政策宽松的国家作用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发展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验论据和施政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动能,深刻影响着农民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发挥极大的赋能效应,在“三农”领域推动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进而推动实现农村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需要提升农民金融素养和数字技能以弥合鸿沟;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来夯实基础;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安全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最后要因地制宜实施不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程度与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南方的共同富裕的促进程度高于北方，而且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以上研究结果仍然成立。该研究有助于探索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并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研究——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选取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金融可得性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该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和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分维度来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分地区来看,西部的效应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与共同富裕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2)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3)高人力资本投资群体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提出要构建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体系,利用数字经济的热度大力度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提高居民基本金融素养和水平的对策建议,对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居民教育以及医疗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两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中,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财富家庭的作用效果更明显;门槛效应检验揭示,当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程度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家庭财富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应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尤其要关注其数字化程度的建议。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基于农业信贷中介效应

在构建我国省际农民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农业信贷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及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农业信贷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分维度来讲,数字普惠金融中使用深度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区域来讲,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便捷农业信贷投放来加快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正在引领中国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已经成为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测度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而利用2011—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发展,既具有提升总体富裕水平的“做大蛋糕”效应,又具有推进共享富裕的“分好蛋糕”效应,但目前“做大蛋糕”效应更强。(2)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可加快共同富裕发展。(3)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发展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维度和数字经济高水平发展阶段的赋能效果更明显。上述结论对探索我国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