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端治理还是绿色转型?--绿色信贷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限制其扩张落后产能的功能,还有支持其绿色转型的功能。然而,当前对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行业企业落后产能扩张方面,对绿色信贷是否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角度探讨了绿色信贷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水平,但对其末端治理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资金投向的“引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更显著。增加借款规模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无法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改善借款期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发现为全面理解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参考。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货币政策对我国投资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投资是整个宏观经济体系运转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货币政策对投资水平的作用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至少在短期内货币政策还是能对一国投资总水平产生影响。本文运用VAR模型、IRF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与投资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包括货币供给量、利率、汇率等在内的货币政策工具对总投资水平都会产生影响,相比较而言,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通过适当减少货币供给量、调整利率和放开汇率等途径来提高投资水平的政策建议。     

新型货币政策担保品框架的绿色效应

本文以2018年6月我国央行开始接受绿色信贷资产作为MLF合格担保品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我国新型货币政策的担保品扩容对绿色信贷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将绿色信贷资产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范围增加了绿色信贷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并降低了绿色信贷企业的信贷成本;第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绿色信贷企业在融资可得性方面对政策反应更显著,国有绿色信贷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对政策反应更显著;第三,分行业的扩展性检验表明,央行合格担保品扩容政策对于环保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主要通过提高融资可得性发挥作用,而对于重污染行业的绿色信贷企业则主要作用于其信贷融资成本。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央行担保品扩容具有绿色效应,可综合运用央行担保品框架和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我国新型货币政策的定向调控功能。     

“金税三期”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研究：企业投资视角

“金税三期”分阶段实施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效应提供了契机,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税三期”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改革降低了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形成征管效应,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减少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最终影响了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监管效应,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税收征管强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能为“金税四期”改革的推行和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投资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企业纾困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被寄予厚望。笔者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革为契机，利用2014—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和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但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促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对民营企业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要系统认识留抵退税政策的“光”与“影”,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稳就业政策协调配合，降低制造业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并适度给予财政补贴，以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广义投资水平。     

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行为金融理论表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变化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本文利用2001-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受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正相关,投资效率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负相关。     

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利用2008—2019年全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纳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其他地级市作为控制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显著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但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来看,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了一般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对省会城市影响不显著;从区域位置角度来看,区域一体化发展显著促进了长江上游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而对中下游地区影响不显著。本文最后为长江经济带各地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融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了金融危机后欧洲央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微观企业主体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欧洲央行QE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融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资本流动、房价水平和货币政策等渠道发挥“中介效应”;（2）欧洲央行QE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资本市场渠道发挥“中介效应”;（3）异质性分析发现,欧洲央行QE对我国民营企业、大型企业的融资和投资,以及对我国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地区幸福感对区域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地区幸福感三分位排名与企业投资水平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区幸福不公平感则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位于幸福"质量"最优区域的企业投资水平显著高于位于幸福"质量"次优区域的企业;这些显著关系则主要存在于成立年限较短的企业和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     

市场景气、融资约束与制造业投资 ——基于带有预期效应的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再检验

本文在新古典投资理论基础上,将市场景气状态、预期偏差、融资约束纳入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合意投资水平与市场景气水平密切相关,当市场处于扩张期时,企业合意投资规模提高,反之合意投资规模下降.受预期偏差和融资约束的影响,企业实际投资规模偏离合意投资水平,形成非效率投资.融资约束不是越低越好,当市场处于扩张期,企业对未来预期过于乐观时,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合理控制投资规模,避免投资过度;当市场处于收缩期,且企业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时,降低融资约束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规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融资能力和投资动力不同,其投资水平也有所不同,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问题.     

绿色信贷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其过度投资问题;（2）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的方式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债权治理,缓解代理问题和迫使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政策效果在国企与民企、是否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并以2011—2019年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二是融资约束在政府绿色补贴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间发挥中介效应.三是在内部自我约束上,政府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外部环境约束上,政策效果则在中度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在加强绿色补贴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的异质性,为绿色投资创造更为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充分发挥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绿色信贷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产品之一，能够通过信贷审批制度影响我国企业发展。文章采用2008-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原始样本，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为时间节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我国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水平显著降低；对股权性质、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绿色信贷的实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指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的税务负担与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来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疫情冲击、财政货币政策与助企纾困效应——基于小微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9-2021年四川省小微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研究发现: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明显,有效地帮助小微企业降低信贷成本和提高营业利润;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会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分布区域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缓解经营压力帮助小微企业纾困,“锦上添花”的效果比“雪中送炭”的效果更加明显。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ESG表现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影响效果及机制检验

近年来，在“碳中和”“碳达峰”和绿色金融的背景之下，我国企业和投资者更加重视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为主的投资理念。本文以2011—2020年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从而促进投资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有效监督管理层行为、约束管理层权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投资效率；内部控制质量高、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上市公司的ESG表现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不确定性的视角北大核心

金融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金融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国际金融危机时间窗口后结论依然成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实物期权为主渠道不同,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金融摩擦为主渠道,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信贷可得性抑制企业投资;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订稳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CEO任期与企业资本投资

本文基于管理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思路,分析管理者任期与企业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重点检验我国上市公司CEO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对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管理者任期与投资水平的关系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表现一致:CEO的既有任期越长,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CEO的预期任期越短,企业的投资水平越低。在管理者任期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表现不同: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CEO的既有任期及预期任期无关,而国有企业CEO的既有任期越长,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CEO的预期任期越短,过度投资问题越能得到缓解。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经验证据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强险”）政策是强化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建设、实现企业环境治理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基于我国2008-2020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强险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企业、区域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环强险政策有助于促进提高企业环保投资，这一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促进预防型环保投资、支持环境问题源头治理上，而对重在末端治理的治理型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明显。第二，环强险政策通过合规压力机制和激励引导机制的作用改善了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即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第三，环强险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国有和较大规模两类企业中。第四，环强险政策对位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环境监管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加快我国环强险政策的推广进程，同时注重针对企业属性、规模、区位等因素分类施策，形成政策激励与市场引导相结合、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有效引导企业进一步改善环保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