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差异、战略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绩效--一个基于浙江与陕西经验的比较分析

与单纯强调"是否节约运输成本、靠近中心市场以利于技术信息获取"的静态自然地理决定论有所不同,本文提供了一个动态框架,认为应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自然地理差异对东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源于自然地理差异的人口压力、国家战略对民营企业构成的约束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民营企业发展绩效是内生于人地矛盾和国家发展战略变化的.理论逻辑延伸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家而言,企业发展模式与发展绩效似乎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这意味着,只有减轻西部民营企业面临的战略性约束,缩小东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论题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中国财政分权对省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的影响

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指数,运用200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式财政分权提高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综合绩效,特别是提高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绩效和产出绩效;将财政支出权利下放与严格的问责机制相结合能够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绩效。     

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一个经验分析

本文对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发现虽然财政分权总体程度与民间投资正相关、统计上不显著,但提高基本建设支出的分权程度,却能促进民间投资.基本建设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把信息优势转化为效率优势.对财政分权的计量分析还发现,“小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能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在制度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产生诸如腐败等问题。文章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来缓解其负面效应,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在制度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产生诸如腐败等问题。文章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来缓解其负面效应,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式分权下的区域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资源获取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财政自主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组织可利用的财政资源,是地方政府取得良好区域创新绩效的来源;使用2007—2016年中国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财政分权异质性、创新绩效异质性、创新强度、内生性等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地方政府在运用支出自主权为获取良好的区域创新绩效时,存在"软约束"问题,即收入分权对支出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约束作用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池"效应与创新锁定效应。     

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多地通过出让土地资源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就会越少地将土地资源抵押或质押,从而削弱了隐性债务的扩张,土地财政与隐性债务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就越大,地方政府就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隐性债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保证,削弱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供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税收优惠与FDI的时空分析——基于税收优惠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税收优惠信号理论的视角出发,研究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文章认为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以及在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力大小是不同的。进而利用1986~2004年我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扩展了Sylvie Demurger等(2002)所建立的地区优惠政策指数,以度量我国各省市的相对税收优惠程度;同时还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01、2003、2004)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将各省市分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两组样本,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个样本区间(1986~2004年)来看,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但在1992年之后其影响力明显减弱,而且从横向来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力越弱。     

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于AS-AD的视角

文章基于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1)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2)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3)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根据1952-2007年的数据,文章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地方财政健康与财政分权——基于湖北省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准确评估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是改革完善地方财政制度的基础。借鉴Ladd和Yinger的财政健康分析方法对湖北省县(市)财政健康进行评估,发现样本期间县(市)财政健康水平呈先降后升形态,且县(市)财政健康水平总体仍较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显示,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都显著地提升了县(市)财政健康水平。为增进地方财政健康度,应科学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完善省以下分税制,构建合意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地方债制度,同时深化地方财政及行政层级改革,建立扁平化的地方财政及行政管理体制。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自中国的经验

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投资逐渐演变成为我国投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面板数据实证方法分析了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由于处于投资竞争的现实使得其对第二产业的发展过于偏重,而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较小,从而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性公共政策措施

民营企业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上的不公,准入行业、土地使用制度上的限制,税收政策上的不平等,融资渠道不畅,政府职能机构不到位、制度不健全和政策环境不理想等障碍。这严重地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在法律上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的地位,取缔民营企业准入行业上的限制性政策,畅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改革现有的用地制度、税收制度,转换政府职能,对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关系到繁荣中国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