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是否缓解了企业要素错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对外开放稳步发展的典型事实,考察不断增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要素错配。从减少过剩产能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效应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要素错配的机制,采用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借助PSM-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缓解企业要素错配,在替换要素错配衡量指标后,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投向高收入水平东道国以及贸易销售型、多样化型企业对外投资对要素错配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在当前国际市场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对中国如何借助对外开放政策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具有指导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我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益逆差抵消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未来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减少的情况下,这将会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因此,需要大力推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谋求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对外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合理的区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行业的转型,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分析

劳动合同法对各项用工行为进行管制。本文从企业角度着手,从企业招聘成本、使用成本、开发成本、解雇成本及违法成本五个方面进行论述,解析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方面的影响。     

我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正> 1.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首先取决于投资的区位优势。对外投资的区位优势是由诸多区位因素构成的,包括较大的市场需求、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丰裕的生产要素、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制度、良好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的引资态度和优惠政策,以及地理相邻、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地缘优势,等     

技术缺口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面。发展中国家跨国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从跨国公司的数量上,还是跨国公司的规模上都大相径庭。本文在双缺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技术缺口这一概念。进而提出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缺口不能只依靠吸引外资,而要更多地、积极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换句话说,技术缺口是发展中国家跨国直接投资的动因之一。     

浅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问题

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制度的不同，及经济政策的不同，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管理的复杂性大大增强，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

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正确认识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类型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规避措施与政策建议。     

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选择。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还存在不少劣势,如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人才匮乏等,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克服这些劣势的理想选择。在分析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选择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群内龙头企业,完善政策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有社会保障，才会有劳动保护

阅读：《中国青年报》不久前发表庄华毅的文章说,《劳动合同法》会不会“搞垮”中国经济？如何看待它给一些中小企业加重的用工成本？它真的是一部“善良的恶法”吗？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劳动合同法权威论坛上,专家们回击了对这部法律的各种质疑,旗帜鲜明地支持《劳动合同法》,他们对唱衰《劳动合同法》“成为一种时尚”深表警惕,呼吁支持该法律的人要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不要让唱衰《劳动合同法》的声音成为“主流”。     

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合同与技能工资差距

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最新的微观个体数据相匹配,并利用差异检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劳动合同的新视角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高、低技能组的组间工资差距和组内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临时合同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且提升作用大于固定合同工人;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高、低技能组间工资差距的同时也缩小了组内工资差距,即具有"组间扩大,组内收敛"的极化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低技能组组内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低技能组中低收入群体的临时合同工人工资水平实现的.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估对外直接投资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来自转型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对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Irelan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Japa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Ireland's record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DI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as spurred the growth of the Celtic Tiger. An adaptation of Porter's Diamond is offered to explain the determinants of Ireland'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ttracting FDI. The overall trends in FDI inflows to Ireland are considered. The study then focuses on Japanese FDI into Europe and Ireland in particular. The pattern of Japanese FDI flows into Ireland is analysed in the context of Ireland's determinants of FDI competitive advantage. Future considerations around Ireland's model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re addressed.     

中国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利用Stackelberg寡头垄断模型证实了反倾销导致企业贸易成本上升会触发企业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企业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并且进一步发现东道国由于失业率上升而实施的反倾销会强化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而经济衰退或贸易失衡引发的反倾销则有可能削弱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     

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Huang和Luk构建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采用2003～2018年中国与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2)金融危机前,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危机后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3)相比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在发达国家的OFDI促进作用更大,且OFDI在发达国家更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更关注能源禀赋和制度稳定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为探索中国OFDI飞速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启示中国政府应尽可能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防止因规避国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盲目对外投资,同时还需对不同地区的OFDI进行差异化引导,提升中国OFDI的质量.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选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Va R方法和GARCH(1,1)模型,通过计算日、周、月、季、年周期的美元、港币、欧元和澳元4种货币对数收益率观测值,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由于澳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澳元作为结算货币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与走势相对平稳的美元相比,欧元的汇率风险同样较为明显;港币由于执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汇率风险与美元相当。因此,综合而言,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避险货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币种选择和汇率风险规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merging Profiles of Polish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identify the emerging profiles of Polan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at the macro- and micro-levels and propose relevant policy measures. They also set u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identified trends and patterns. Both types of analysis—macro and micro—point to a regional focus of Poland's OFDI on Europe and to a sectoral concentration on services, followed by manufactur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analysis reveals a dominant role of a few largest Polish multinationals in the country's OFDI.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部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母国的要素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本文从直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和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部门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合中国2003—2014年3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的时间区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低技术部门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高技术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了收入差距,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没有明显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结构调整扩大了收入差距。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收入差距调节政策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