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上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下降:1952-2008

本文利用1952-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广义距(Two-step system GMM)估计方法考察了工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52-1978年,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明显;1979-2008年,工资通过劳动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通过资本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本文进一步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和出口两个方面来探析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偏离,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阻碍了工资作用的发挥,出口增加缓解了工资上涨企业寻求创新的动机.     

各地区企业要素扭曲程度与其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Hsieh(2009)构建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一步推导出要素扭曲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以2015年全国各省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用索洛残差法计算出各地区201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生产函数法计算出2015年各省市要素扭曲程度数据,加入适当的控制变量,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随后对各省市要素扭曲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要素扭曲程度及其方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各省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要素扭曲和资源错配问题。文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民相关政策建议。     

土地价格扭曲与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地级市尺度的经验证据

以土地出让价格扭曲为切入点,探究了城市工业用地出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路径,并利用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土地出让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用地价格扭曲显著降低了城市平均企业生产率,并且在西部地区、规模较小、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影响效应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工业用地价格扭曲通过加剧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吸引低生产率企业选址,从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不仅仅是因为招商引资带来的集聚经济效益考量,还可能是财政压力下冲动投资的结果。对此,提出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建立高效的产业用地供给制度体系和完善政绩考核体系等相关建议,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整合地区生产要素,提升地区发展水平。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省际差异

运用2005～2009年中国31省份服务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空间差异与变动趋势进行考察,并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仍表现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较落后,且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及各区域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不同的影响。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开放带采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1980—2006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然后通过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中低技术品，高技术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更直接地影响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调整贸易结构和增加教育投资是强化贸易开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两个必然的政策选择。     

中国各省份农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中国31个省份1995－2008年的农业效率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农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的农业无效率水平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产出无效率、役畜投入无效率和播种面积无效率是中国农业无效率的主要来源。1995－2008年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5.58%,主要体现于技术进步和技术规模变化。东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农业从业人员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农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机械化的普及有利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域的证据

文章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开放经济下金融发展在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能促使贸易结构优化。但是从具体的金融指标来看,只有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增加和以存贷比表示的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才能产生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效应,而贷款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并基于这一结论,用金融发展对贸易影响的回归拟和值来考察全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存在性,但这种效应只有东部地区才有,中西部地区有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而不存在这种效应。另外这种效应的发挥主要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实现的,其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同时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受到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即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利用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降低人才集聚水平、减缓城市化进程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负向影响；分区域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高水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都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抑制效应，且高水平地区受影响的程度要小于低水平地区，人才集聚、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出口贸易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二元外贸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出口贸易不仅包括一般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这两类不同的贸易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将出口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运用差分GMM方法分别研究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加工贸易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般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出口贸易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二元外贸结构的视角

中国出口贸易不仅包括一般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这两类不同的贸易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将出口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运用差分GMM方法分别研究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加工贸易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般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区域物流产业技术进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应用SFA模型评价我国区域物流业整体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物流产业TFP增长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TFP增长率相对较高,物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出现了一定的收敛趋势。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市场化程度以及港口物流有助于提高我国区域物流的全要素生产率。     

What Factors Can Explain the Rising Spatial Disparity i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patial externalities in shaping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by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ntains regional productivity, trade barriers and local amenities to capture spatial externaliti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ver time. Combining provincial data on bilateral trade flows with observed information about economic geography during the period 1998–2013, we estim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each explanatory factor.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regional labor density and wag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exogenous productivity and amenities,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rade barriers. Meanwhile, variation i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exogenous productivity and amenities and trade barriers reflects the regional temporal–spatial features in China's recent market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place more emphasis on absorb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reducing inter‐regional market barriers to promot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要素市场扭曲、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企业出口

文章基于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厂商出口决策模型，利用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要素市场扭曲角度分析交通设施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入国内市场固定成本大于进入国际市场成本时，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聚焦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进一步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非国有部门企业的抑制作用更突出，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有助于带动非国有企业的出口。研究结果还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数量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企业更大。这一结论不受内生性的影响。     

对外贸易、市场整合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bootstrap面板因果检验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首先证实对外贸易、市场整合与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收敛的趋势,中部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高于东、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运用bootstrap面板因果检验按东、中、西3个区域面板重点分析个体省份对外贸易、市场整合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市场分割有助于省域经济增长,不同区域均存在对外贸易替代区际贸易的倾向。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缺乏经济发展反哺对外贸易的循环机制,内陆部分省份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自然外溢。地区市场分割或整合是区域异质性下地方政府的人为策略。为了加快全国市场一体化建设,避免区域"马太效应"的扩大,应促使东部地区率先打破市场分割,中部地区的崛起也对此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转换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与检验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前结构转换尚处于“倒U”曲线左侧，即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间结构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结构转换均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中部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周边地区结构转换将会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正向效应。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中国新旧产能有序转换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Local Government Debt,Factor Misallo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otal factor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local government debt (LGD) in 31 Chinese provincial regions for the period 2000–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glecting LGD may overst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ese provinces. The eastern region shows better performance in single factor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efficiency than the non‐eastern regions. The western region shows the worst total factor performance.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is the only region that has experienced a decline in total factor performance. The state‐dominated, investment‐driven development model may help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cross Chinese regions but could lead to significant factor misallocation. We argue that biases towards more state‐dominated investment and land supply in less productive western,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t the expense of investment and land supply in more productive eastern reg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ecent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refore, further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n factor marke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future.     

中国区域经济收敛与地区差距的再检验

本文首先收集1985—2006年中国28个省市数据验证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条件β收敛和绝对β收敛,然后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来分析造成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自1985年来区域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收敛性。当我们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后,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收敛。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实物资本投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开放程度在地区差距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教育和地理位置的优惠政策的作用则越来越小。     

市场分割、地区异质性与经济增长质量

市场分割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往的研究多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未将经济增长质量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对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以及就不同类型市场分割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商品市场的分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程度较大,资本市场的分割是中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西部地区则受到多类型市场分割的共同影响。为此,我国应当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把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效能,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各地区应当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合理分工,在聚集过程中走向新的平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利用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并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近年来,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呈现狭长片状分布状态,效率值分布区域性差异明显,周边地区效率值较高。分流域来看,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作用。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技术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从各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对下游地区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对中下游地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上游地区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对外开放对中游地区有抑制作用,对上游和下游地区没有明显影响作用。产业结构对中上游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下游地区有提升作用。技术水平对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对中游地区有提升作用。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对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